在硅谷的权力游戏中，没有什么比一场昂贵的联姻破裂得更快。
仅仅六个月前，Meta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似乎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政变”。通过向数据标注巨头Scale AI注资超过140亿美元，他成功将该公司的创始人、年仅28岁的亚历山大·王（Alexandr Wang）招致麾下，任命其为Meta新成立的“超级智能实验室”掌门人。这本应是扎克伯格继“元宇宙”之后，为挽救公司未来所押下的最重筹码。
然而，蜜月期结束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早。据《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披露，这对“相差13岁的权力组合”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那位被扎克伯格寄予厚望的年轻天才，正在向周围人抱怨这位科技巨头的微观管理让他感到“窒息”。这场冲突不仅是个人的恩怨，更暴露了Meta在极速转型过程中深层的战略焦虑与组织裂痕。
窒息的拥抱：当控制狂遇见野心家
对于熟悉扎克伯格管理风格的人来说，这种冲突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作为硅谷最著名的创始人之一，扎克伯格一直以对细节的极度关注和对产品方向的强力掌控著称。但在亚历山大·王看来，这种关注正在变成一种束缚。
据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王原本期望在那个神秘的“待定”（TBD）实验室拥有独立王国般的自主权，以一种初创公司的速度运作，以此对抗OpenAI和谷歌。但现实是，他发现自己陷入了Meta庞大官僚体系和扎克伯格本人事无巨细的审视之中。从技术路线的选择到日常进度的汇报，扎克伯格的“手”伸得太长，以至于这位年轻的AI新贵感到自己只是一个被高价聘请的高级执行者，而非真正的变革领导者。
更糟糕的是，Meta内部原本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质疑氛围。老员工们——那些曾陪伴Facebook度过数次危机的资深工程师——私下里对这位28岁主管的能力表示怀疑。毕竟，Scale AI虽然是独角兽，但其核心业务是“数据标注”，即为AI模型提供“燃料”，而非构建模型本身。让一个“卖铲子”的人去造火箭，在许多技术纯粹主义者眼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新旧势力的血腥清洗
插图：Tag Hartman-Simkins / Futurism。图片来源：Dimitrios Kambouris / Getty Images for WSJ。《华尔街日报》杂志创新者奖
这场人事动荡的代价是惨痛的。为了给王腾出位置和资源，Meta不得不牺牲掉其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图灵奖得主、被誉为“AI教父”的杨立昆（Yann LeCun）。
勒昆的离职在11月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位坚持科学研究导向的学者，显然无法接受向一个履历尚浅的年轻人汇报工作，更无法苟同公司将全部赌注押在他认为“死路一条”的大型语言模型（LLM）上。勒昆一直倡导一种更接近人类推理能力的世界模型架构，而扎克伯格显然已经失去了等待科学突破的耐心，转而选择了王所代表的“暴力美学”——即通过堆砌算力和数据，快速推出能与ChatGPT抗衡的产品。
不仅是勒昆，王还与扎克伯格的长期亲信、首席产品官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爆发了激烈的路线之争。考克斯主张利用Facebook和Instagram这一全球最大的社交数据金矿来训练模型，这本是Meta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王却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认为应该专注于追赶OpenAI的技术架构，甚至不惜从头构建。这种“外来和尚”与“本土元老”的冲突，让Meta的AI战略陷入了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状态。
这一次，Meta输不起
所有这些混乱的背景，是Meta在资本市场上岌岌可危的信誉。
去年10月，当扎克伯格宣布追加数十亿美元用于AI基础设施时，华尔街用脚投票，导致Meta股价暴跌11%，市值一夜蒸发2000亿美元。投资者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刚刚目睹了扎克伯格在“元宇宙”项目上烧掉了数百亿美元却几乎一无所获，现在，他们担心AI会成为下一个无底洞。
为了平息市场的质疑，扎克伯格迫切需要一场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他对王施加了如此巨大的压力，要求TBD实验室在2026年第一季度必须拿出一款“从零开始”的全新模型。与此同时，另一位高薪聘请的高管、前Github CEO纳特·弗里德曼（Nat Friedman）也被迫仓促推出了视频生成应用“Vibes”，结果因功能不完善而遭致内部批评。
现在的Meta就像一辆在高速公路上疯狂换挡的跑车。扎克伯格试图通过“买买买”来购买创新，通过“换血”来重塑基因。但历史表明，技术的突破往往源于宽松的土壤，而非高压的催熟。如果亚历山大·王无法在未来几个月内证明自己不仅能做数据生意，还能驾驭超级智能的开发，那么这场价值百亿的联姻，很可能会成为扎克伯格职业生涯中又一次昂贵的误判。
对于扎克伯格来说，他不仅是在与谷歌或OpenAI竞争，更是在与自己“总是慢半拍”的恐惧赛跑。而现在，随着核心团队的分崩离析，这场赛跑的终点线似乎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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