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特朗普多次表态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全球冲突，但此举仍可能在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显著的人员空缺。
据报道，近日多位大使接到通知，要求于明年1月中旬前结束任期。
所有受影响的官员均为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此前由拜登政府任命并经参议院批准。大使任期通常为三年左右，可延长至四年。
代表职业外交官的工会表示，如此规模地召回担任大使或使团团长的职业外交官“前所未有”。
“受影响者通常仅通过电话突然接到通知，且未获任何解释，”美国外交人员协会发言人加默表示，“这种方式不符合常规程序，缺乏透明度，完全违背了长期形成的规范。”
加默指出，查阅档案后确认，自美国外交体系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职业外交官撤离。
政府更迭时，政治任命大使通常会在新政府上任之初主动辞职，特朗普今年1月就职后也遵循了这一惯例。
然而职业外交官通常不受政府换届影响，可继续履行职责。
截至目前，特朗普政府未就召回行动提供官方解释，也未公开宣布此事。
美国国务院在被问及时仅回应称：“这是每届政府的标准程序，大使是总统的代表，总统有权确保派驻各国的人员能够推进‘美国优先’议程。”
加默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被召回大使的确切总数，相关信息仍在收集中。
据Politico媒体上周五率先报道，一份非正式名单已在外交圈内流传，列出被召回大使的派驻国，其中约十余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大多数受访者反映，由于特朗普政府削减开支——包括大幅缩减对外援助，他们面临预算紧缩和工作量增加的双重压力。
8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执行难度增大，仅1%表示工作条件有所改善。
今年，在国务卿鲁比奥主导下，国务院进行了机构重组。
去年7月，国务院宣布裁减约1300个岗位，其中包括264名外交官。
许多受影响者原在华盛顿执行临时任务，计划随后外派，却因所在部门被撤销而失去职位。
另有十余名此前已获任命的驻外高级副职外交官被告知岗位取消，其中多数为女性或少数族裔背景。
此次大规模召回行动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对外交体系的系统性重构意图。
表面上是人事调整，实则是“美国优先”理念在制度层面的深化，可能对全球外交格局产生三方面深远影响。
地缘政治层面，撒哈拉以南非洲成为重灾区绝非偶然，该地区既是中美竞争新前沿，也是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扩大影响力的重要区域。
美国大使职位空缺可能削弱其在关键国家的存在感，特别是在埃塞俄比亚、刚果（金）等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
美国外交人员协会调查揭示的不仅是待遇和工作条件问题，更是职业外交官群体对自身角色定位的迷茫。
当外交决策日益集中于白宫少数顾问手中，传统外交渠道的价值受到质疑，这可能导致两个后果：一是优秀人才流失加速，二是外交实践趋向“事务化”而失去战略前瞻性。
长远而言，美国外交体系可能面临三重转型：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美国自身，也将重塑同盟体系运作方式及全球治理参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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