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仕途，太宗赏识刚正不阿，三次被贬追求古雅，诗文革新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间也。”
这是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的名句。
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琅琊山旁。
在醉翁亭的北面，有一座二贤堂。
进入二贤堂，迎面便能看到两座雕像。
这是滁州当地百姓为纪念前后两位太守而建，一位是欧阳修，而另一位则是王禹偁。
那么，王禹偁究竟是谁？
为什么他在滁州的地位能够和欧阳修并驾齐驱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王禹偁的故事吧。
王禹偁，字元之，公元954年生于雷泽县，也就是现在的山东菏泽。
他出生时，正值五代十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动乱的时期。
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
王禹偁一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颠沛流离，最后终于在济州找到了安居之地。
虽然安定下来，但王禹偁一家依然穷困潦倒、生活窘迫。
更悲哀的是，他的母亲不久便去世了，家庭的重担全都落在了父亲身上，一家人时常要靠亲友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窘迫的家境使王禹偁的学习条件非常有限，但是王禹偁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九岁能作文，十五岁便能作赋，早早地显露出文学才能。
这也为后来他与毕士安等人的交往埋下了伏笔。
毕士安是当时的济州团练推官，主要负责刑事案件和一些政务管理。
一次偶然的机会，毕士安见到王禹偁，便问他识不识字，读没读过书。
王禹偁表现出的好学和聪慧令毕士安非常欣赏，于是便将他留在了官署做事。
两年后，毕士安调任其他地方，王禹偁也离开济州，开始了自己的游学生涯。
在游学途中，他结识了许多同龄举子和地方官员，其中便有著名词人柳永的父亲柳宜，这也成就了他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学者们研究柳永生平的重要资料。
公元983年，也就是王禹偁39岁那年，他进士及第，到山东成武担任主簿，一年后又被迅速擢升为大理评事、长洲知县。
恰好，他的好友罗处约就在离长洲很近的吴县任知县，因此，两人经常相约出游，并有很多书信往来。
那个时候，令很多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两个官职是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因为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令，而翰林学士经常成为皇帝的心腹，这两个官职都能接近权力中心。
王禹偁和罗处约也渴望能升任知制诰或翰林学士，为此，他们相互勉励，约定每天练习创作五个题目的文章诗作，一时被传为佳话。
宋太宗听说这件事后，下诏让王禹偁进京应试。
王禹偁在考试中做了一篇名为《诏臣僚和御制贺雪诗序》的文章。
宋太宗看后很是满意，任命王禹偁为右拾遗、直史馆，主要负责对皇帝的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以及记录和编纂历史。
这两个职位虽然级别不高，但是有很多和皇帝直接交流的机会，更是通往知制诰、翰林学士乃至当朝宰辅的必由之路。
王禹偁既感激又欣喜，他哪里想到，从此自己将踏上一条艰辛的宦海浮沉之路。
进入京城的王禹偁，充满雄心壮志，希望自己能有所建树。
他先是向宋太宗上表《端拱箴》，批评皇宫的奢侈生活；
后又上表《御戎十策》，提出了稳定北部边境的十条建议。
同年春天，宋太宗殿试，诏王禹偁赋诗。
王禹偁挥笔而就，博得宋太宗欢心，被提拔为左司谏、知制诰，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然而，好景不长。
淳化二年也就是公元991年发生了一件事，让王禹偁的仕途发生了重大转折。
事情是这样的：
庐州一个叫道安的尼姑状告徐铉与其嫂子通奸，同时指责开封府徇私枉法。
宋太宗命王禹偁负责审理此案。
王禹偁查明道安纯属诬告，判定徐铉无罪。
案情本来很清晰，但是宋朝有个传统，就是非常推崇佛教，所以很自然地，宋太宗就想要偏袒这个僧尼，要求不要定道安的罪。
换作别的人，可能就直接听从了皇帝的旨令，偏偏这个王禹偁生性耿直，依然上书力陈徐铉的冤屈，要求治道安诬告之罪。
结果，王禹偁一下触怒了太宗，被贬到商州。这是王禹偁的第一次被贬。
好在宋太宗对于王禹偁是打心眼里地赏识，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偏爱，没过几年，便又把王禹偁重新召回朝里。
不仅如此，在王禹偁父亲去世时，王禹偁本应该按照规制丁忧三年，宋太宗却特地给他追赠了官职，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
到了第二年正月，宋太宗又官封王禹偁为翰林学士。
然而水满则溢，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王禹偁又一次被贬。
王禹偁任翰林学士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三任皇后宋氏去世。
对此，太宗表现得极为冷漠，不仅没有穿戴丧服，也不允许群臣为宋皇后服丧。
这让遵制守礼的王禹偁深感愤慨，他仗义执言，说：
“宋皇后曾经母仪天下，应当遵循旧礼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
这话很快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于是，王禹偁的翰林生涯，不足百日而结。
此次，他被贬到了滁州。
在任期间，王禹偁心系滁州百姓，推行教化，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这也是为什么滁州百姓会将他和欧阳修并列，并为他们建造二贤堂。
公元997年，宋真宗继位。
第二年，王禹偁被召回朝廷，受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
王禹偁在撰写《太祖实录》时，秉笔直书，没有在适当的地方使用曲笔，记录了太祖时的一些政治斗争和权力更迭细节。
这在当时是非常敏感的。
宰相张齐贤察觉后，上书称王禹偁的记录不实，是在污蔑先帝，王禹偁因此被贬黄州。
王禹偁在任黄州期间，黄州境内多发怪事。
王禹偁深感自责，上表真宗自我弹劾，真宗只得将其调任至湖北蕲春。
这是他的第三次贬谪。
可惜的是，王禹偁到任蕲春不久就抱憾而终，年仅四十八岁。
王禹偁在滁州时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
一生大抵如春梦，三黜何妨似古人。
意思是说：
“人生就像一场春梦一样短暂虚幻，即使多次被贬又有什么关系呢，权且当作效仿古人吧。”
也许他早已看透命运无常，在起起落落中磨练出从容豁达的生活智慧。
屡次被贬虽然让王禹偁遭受了极大的身心折磨，但另一方面，却让他的文学一步一步成熟，使他在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靓丽的一笔。
被贬商州期间，王禹偁共写下二百余首诗，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而且许多诗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可谓是王禹偁诗歌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高峰期。
这些诗作或寄情于商州山水，或与友人寄赠酬唱，或感叹生活艰辛抒发内心感受。
比如他在《听泉》里写道：
“平生诗句是山水，谪宦方知是胜游。”
既展现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赞美，也抒发了自己内心的孤独与惆怅。
贬谪商州，不仅是王禹偁政治仕途由顺转逆的转折点，也是他诗歌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开端。
而使王禹偁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是他在滁州期间的古文创作，以及对宋代文风变革的推动。
当时的王禹偁虽然遭遇贬谪，但身为当朝翰林，他的才名早已远扬。
他刚到滁州，便有众多青年学子慕名而来求学。
王禹偁对这些学子们悉心指导，倾囊相授，与他们深入交流，细致探讨。
也是在这一时期，王禹偁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他反对唐末以来浮靡文风，提倡“传道而明心”，意思是诗文既应该承载和传播儒家思想，又要能够真实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内心。
他还提倡“句易懂、义晓畅”。
“句易懂”要求诗文句子结构清晰，用词简单明了，使读者能够轻松理解句子；
“义晓畅”则强调诗文所表达的思想和意义要清晰明了，使读者能够轻松领会内涵。
同时，他还提出“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口号，将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以及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视为诗文创作的典范。
王禹偁的这些主张，体现了北宋初期文学革新的方向，即反对晚唐五代以来浮艳雕琢的文风，提倡平易晓畅、注重内容的文学风格，成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为后期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被贬黄州的两年，则是王禹偁的诗文风格真正走向成熟的时期。
他的代表作之一《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就写于这一时期。
王禹偁在文中记叙他在黄州建造了两间小竹楼，在竹楼上观山水、听急雨、赏密雪，颇有情趣。
这篇文章语句明白易懂，表达流畅通顺，体现了他“句易懂、义晓畅”的古文观点。
纵观王禹偁的这一生，他是不幸的，生于战乱，家境贫寒，十八年宦海生涯，三次罢黜，几经坎坷；
但他又是幸运的，唐宋文人最看重的四件事——举进士，任制诰，修史书，知贡举，除了知贡举，其余三件王禹偁都完成了，足以令人敬仰。
不仅如此，他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即便历经千年，王禹偁的名字依旧闪耀着不朽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追求卓越，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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