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是现代物理学“白银年代”的科学家，这个分类是相对于“黄金年代”而言的，黄金年代指的是在1905年-1925年活跃的那些物理学家，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大支柱都是在那20年建立起来的，所以如果出生的年代赶对了节奏，会容易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拿庚子奖学金留学的很多物理学家，都师从过黄金年代的物理学家，杨振宁更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他后来留在美国做研究，所以实际上和黄金年代的物理学家都有过不少深入合作，比如费米（Enrico Fermi）。

杨振宁当年选择大学时，就是冲着费米的名声才去的芝加哥，二战后不止杨振宁，有很多欧美优秀学子都是慕名报考的这所大学。费米的课和其他老师差异很大，他的课明显更容易听懂，最初杨振宁以为是这个人风格使然。但1949年的一个春天费米有事要离开芝加哥几天，托付杨振宁帮他代几天的课，并交给他一个笔记本，这里写满了每一节课的细节，走之前还专门叫杨振宁去他办公室，把所有细节应该怎么引入怎么递进，详细地和杨振宁一起推理了一遍。经此一役杨振宁才知道，原来所谓费米的课“很容易听懂”，背后并不是去除形式主义，风格使然那么简单，实际上是因为费米在讲课前，已经帮学生做足了功课，反复推敲案例，权衡各种不同描述方式下的理解门槛，才让学生学起来如此轻松。

费米在课堂外也经常组织讨论，每周一两次，都是学生们去他的办公室，由一个人提起一个物理议题，大家开始讨论，每到费米发言的时候，他就会把那个厚厚的笔记本拿出来，找出和这次议题有关的内容，给大家讲解。这个笔记本里涉及了物理学科内各种不同科目，很多内容都是以一个那方面知识的素人去理解的角度记录下来的，所以笔记本里的内容，哪怕是面向公众都很有出版价值。就是在这个交流基础上，杨振宁接受了一个新观念：物理不应该是专家的学科，物理应该从平地垒起，从简单具体的问题入手不丢人。

之后杨振宁先生和费米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介子是基本粒子吗？》，也是从这个观念出发的。我们知道论文起码从标题上看，大都是一个描述或是一个结论，很少有人用疑问句做论文标题的，最初杨振宁不想发表，但费米劝他说，学生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而研究人员的任务是提出问题。尽管这篇文章没有给出结论，但它依然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不要犹豫，大胆地发表吧。1954年秋天，杨振宁和盖尔曼去看望病危的费米，那个年代研究核物理的不少科学家，身体都吸收了过量的核辐射，费米是胃癌。费米在病床上和两个学生说，医生认为过几天他就可以回家了，这个病没有治疗方法，他大约还有几个月可活。费米希望花两个月时间把那个笔记本里的内容整理成书，两个学生有好一会儿都不敢直视费米。那次探望后三周，费米就在家中去世了。

虽然他本人没有来得及把笔记整理完，但他的同事和学生帮他整理完成，并在1962年出版，后世称为《费米物理笔记》（Notes on Quantum Mechanics），这本书在2023年6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进并翻译，书名是《费米量子力学》。

在给纽约香港学生联谊会的演讲中，杨振宁很谦虚地说自己完全没有研究过中国社会，但仅从自己的观察和对各国移民历史上在美国的境遇，他认为华人移民受到的迫害是数一数二的。与此同时，如果不是劳工性质的移民，而是留学的话，华人留学生读书做学问往往也是最认真的，而这两个现象又是中国传统秩序下的一体两面。中国传统格外讲求大家都守秩序、按部就班，当劣质的秩序施加其上时，华人群体遭受到的苦难就是最深的，他们仍然会想方设法遵守那里的规则而不是立刻反抗。但当良好秩序施加于其上时，华人群体的学习成绩就会脱颖而出，最差也是循规蹈矩的毕业，找到工作，买上一所大房子。当然，在学术研究上中国学生相对来说，同样也不太敢选新的方向。

相比较而言，其他移民遭受到不公平后，反抗意识更强，往往会有很多自发组织起来的力量。比如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而此后全球各地的犹太人，仅仅是为哀悼二战期间受迫害的同胞而出版书籍，每年都会有几十部。与此相对的，中国人在二战中非正常死亡的数量远多于犹太人，可这方面的书籍很稀少。另一个很浅显易懂的例子就是，赌博和酗酒的问题，美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酗酒堕落的人，而华人酗酒的比例远不及美国人高，但华人各阶层并不是没有堕落，从比例上可以和美国人酗酒旗鼓相当的堕落行为是赌博，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秩序。赌博的人在一定规则内，希望求得某种释放，酗酒的人也在追求类似的感受，只不过赌博追求的是制度内部的个人满足，而酗酒追求的是制度以外的个人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