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民国山西大同褚松雪张竞生编辑的《性史》张竞生（左一）张竞生书店的开业广告左起：谢冰莹、苏雪林、褚问鹃
1922年春天，北京。
北大教授张竞生和往常一样，翻着《北京晨报》。副刊上一段不长的文字，让他停了下来。
文章写的是一个叫褚松雪的南方女子。她为了逃开家里定下的亲事，一个人从浙江嘉兴跑到了山西阳高，在那儿当上了县立女校的校长。读到这儿，张竞生心里动了一下。这女子，有点像易卜生笔下那个摔门而走的娜拉，只不过，她活在实实在在的中国乡下。
更让他惊讶的事还在后头。
这位女校长，为了腾地方给学生上课，居然叫人把学校旁边庙里的菩萨像给搬走了。
在那个年头，动菩萨，还是个小地方的女人带头，这得多大的胆儿？
张竞生坐不住了，他提起笔，按照报上的地址，给这个素未谋面的褚松雪写了封信。
信里没太多客套，他直说佩服她的勇气，称她是“中国的奇女子”。
他写：“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我还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争斗。咱们算得上是同志，该交个朋友。”
信寄往那个北方小城时，褚松雪的日子并不好过。
逃婚，听着是壮举，背后的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她从江南水乡跑到山西，先在大同教书，因为长得好看，被当地一个叫“郑胡子”的军阀盯上，逼着要娶她。
没办法，她只能继续跑，跑到更偏的阳高。
刚把女校的摊子支起来，又要顶着全城的白眼和议论去搬菩萨。她心里不是不怕，只是没退路。
就在她觉得四面都是墙的时候，张竞生的信到了。一封来自最高学府的信，几句明白的肯定，对她来说，像黑屋子里突然推开的一扇窗，光进来了。
收到回信，看了附赠的照片，张竞生对这个女子的印象更具体了。
信上的字句有棱角，照片里的人眼神倔强。他觉得，这样的人不该埋没在乡下。
当时北大不招女生，但他上心打听，终于找到路子。他告诉褚松雪，北大新成立了研究所，他能引荐，让她准备篇论文。
1923年暑假，褚松雪到了北京。
两人见了第一面。她27岁，他35岁。
之后，她果然进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念书。在北大，人们常看见他们在一起，散步，吃饭，聊天。
感情这东西，处着处着就生了根。张竞生先开的口，他想结婚。没想到，褚松雪拒绝了。她不是不喜欢他，但她是个不婚主义者，觉得那张纸是枷锁。事情就这么搁下了。
转机来得有点意外。
当年在大同逼婚的“郑胡子”，不知怎么打听到褚松雪在北京，竟又追了过来。
为了彻底绝了这边的麻烦，张竞生旧事重提，不过换了个说法：不结婚，但可以像“情人”一样共同生活。
这个说法，戳中了褚松雪追求自由的心，也符合张竞生从法国学来的那套浪漫爱情观。
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住进了什刹海边的四合院。外人看着，和寻常夫妻没两样。
一年后，他们有了个儿子，小名叫“真儿”。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那是个才子佳人冲破束缚的圆满剧本。
可惜，生活从不给人简单的剧本。
他们的裂隙，最初源于张竞生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
1925年冬天，他在《京报副刊》登广告，公开征集个人的“性史”。
他想把这当成学术材料，研究人性。但在那个时代，这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炸弹。
在张竞生的坚持和每日劝说下，褚松雪最终鼓起勇气，提笔写下了《我的性经历》一文。
她以真挚的笔触，毫不避讳地描绘了自己的性经验，展现了她对自由与真实的追求。
后来，张竞生从众多来稿中精心挑选出7篇优质文章，并附上独到点评，由北京光华书局公开出版了《性史》第一集。
开篇之作，便是褚松雪的《我的性经历》。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性教育的勇敢探索，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次有力挑战。
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张竞生得了顶“性欲博士”的帽子，成了舆论眼里的“文妖”。
压力之下，他在北大也待不住了，决定南下去上海。
临走前，两人有过争执。褚松雪觉得，他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不该轻易离开北大。她说自己可以出去工作。张竞生不答应，理由一是觉得北大已变味，二是放心不下孩子交给保姆。
最后，还是褚松雪让步，跟着他去了上海。
在上海，日子表面平静，底下却藏着不安。张竞生在学校当教务长，晚上写书。
褚松雪在家带孩子。从前那个敢拆庙的女校长，现在困在厨房和孩子的哭闹声里。
她心里空了一块，开始用笔名“褚问鹃”给报纸写文章。稿子登出来，反响不错，找她约稿的越来越多。她渐渐把心思都扑在了这头，家事难免疏忽。
有一次，孩子哭得厉害，张竞生被吵得写不进东西，嘟囔了几句。正埋头写稿的褚问鹃也不高兴，顶了回来。
吵着吵着，她起身就要走。张竞生从背后抱住了她。那一刻他应该是懂的，他爱的就是这个不驯服的灵魂，怎能又亲手把她关进笼子？
但懂归懂，隔阂还是生了根。
褚问鹃的活动越来越神秘，常有陌生男人来找她，她也常早出晚归。张竞生忍不住怀疑她有了外遇。
他不知道的是，褚问鹃早已秘密加入了组织，后来更是成了国民政府妇女部的重要人物，身居部长高位。她周旋在政治旋涡里，这些，张竞生全然不知。
矛盾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爆发了。张竞生甚至动了手。那天晚上，在儿子的哭声里，褚问鹃摔门而去，坐船去了武汉。
她彻底告别了“褚松雪”的过去，以“褚问鹃”之名，投身到汹涌的革命洪流中。
在武汉，她担任湖北省妇女协会的交际部长，找到了被需要、被尊重的价值，整个人焕然一新。
张竞生留在上海，陷入了颓唐。
他后来开书店，印他那套“性育小丛书”，封面上用了巴黎的裸体画，还雇年轻女店员，再次引发争议，书店很快被查封。
他的人生，好像在褚问鹃离开后，就一路往下滑。
1929年夏天，在外漂泊了两年的褚问鹃，突然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上海的家。
政局变幻，武汉待不下去了。张竞生看着眼前这个憔悴的女人，心里百感交集，有恨，有嘲弄，也有一丝怜悯。
最终，为了孩子，他接纳了她。
两人决定去杭州换个环境。
没想到，刚到杭州第二天，张竞生就在西湖边被警察抓了。原来是当年北大代理校长、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蒋梦麟，一直记着《性史》让北大蒙羞的旧账。是褚问鹃，动用了自己经营多年的人脉，找到省主席张静江说情，才把张竞生救了出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张竞生坚决反对她从政，最后却是靠她的政治关系脱了险。
这事之后，褚问鹃再次消失了。
这一次，是永别。
分手后，两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褚问鹃投笔从戎，凭借才华一路做到上校，成为军中有名的女官员。
抗战胜利后，她随长官赴任，儿子黄嘉（她给儿子改了名）也长大成人，去了台湾经商。
1946年，张竞生曾赴台想认儿子，但父子长谈一夜，终究观念不合，未能如愿。
褚问鹃晚年也到了台湾，与儿子团聚。她一直独身，再也没有嫁人。
她写了很多文章，尤其爱写故乡嘉兴。她给自己的住所起名“嘉禾寄庐”，明白告诉别人，自己是“寄居”在此，心在大陆。
1993年，褚问鹃在台湾去世，终年97岁。
临终前，她把儿孙叫到床前，叮嘱了两件事：第一，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嘉兴”二字；第二，墓碑的方向，必须朝着大陆，朝着故乡。
而早在1969年，张竞生便在广东老家病逝了。
他晚年归于平静，默默从事着乡村建设。他或许至死都不知道，那个曾与他亲密无间、又毅然离去的“情人”，曾达到过怎样的高度。
回过头看这一场相遇，像两颗流星在夜空中猛烈碰撞，迸发出耀眼光芒，又沿着各自的轨迹，坠入无边的黑暗。
他们因反抗传统而共鸣，因志同道合而靠近，最后又因追求的不同而撕裂。张竞生要的，或许是一个能理解他惊世骇俗理念的“新女性”伴侣，但这个伴侣最好仍在他的精神引领之下。
而褚问鹃，从逃婚那一刻起，她要的从来不是任何人的附庸，而是完完全全的“自己”。她的战场，从家乡的祠堂，到北大的校园，最终延伸到广阔而残酷的政治沙场。她的一生，都在出走，都在追寻。
他们的故事里，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两个真实而勇敢的人，在时代的大浪里，拼命想抓住自己认为对的东西，为此不惜头破血流，不惜背弃爱人。那一点最初的懂得与温暖是真的，后来的隔阂与伤害也是真的。
爱情没能救赎他们，理想也没能始终同行。但恰恰是这种不圆满，这种深刻的断裂，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人的挣扎与代价。
历史的尘埃落定，他们用力活过、爱过、反抗过的痕迹，并没有完全消失。
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不留意就开始开倒车。如果你读到了这里，心里有那么一点触动，或者就是一点“原来一百年前还有人这样活过”的感慨，那么，或许可以请我喝杯茶。你的这点支持，就是让这些不该被忘记的故事，能继续讲下去的一点光。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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