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五点过后，上海大陆新村的弄堂里仍是夜色。屋内的台钟刚敲过，一代文豪的呼吸却已停顿。不到两个小时，守夜的朋友们将噩耗贴到大门口，第一张白纸黑字只写了三个词——“周树人卒”。消息像潮水般涌出弄堂，向外扩散。一天之内，虹口公园附近黑压压站满青年，连报社派来的记者都被挤在外围。他们中大多数人仅读过《呐喊》或《彷徨》，却坚信那个人不只是写小说，他代表了一股倔强而锋利的精神。
人送外号“民族魂”，可鲁迅生前对身后事的安排却简单到近乎冷酷：“速葬、不收礼、不要纪念”。遗言短促，笔迹却极稳。有人回想，五六天前他仍在“呛口小辣椒”般地写杂文；有人回想，秋意刚浓他就咳得厉害，偏不肯再叫医生，“轻伤不下火线”是他的原话。再往前，1935年冬，他目睹瞿秋白遇害，还说过一句：“先倒下的不是他，就是我。”在那个动荡年代，鲁迅对自己寿数的预估从不乐观。
吊唁潮持续三天，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陆续前来，花圈被临时叠成四层。热闹之极，也嘈杂之极。就在第三天，上海《时与潮》杂志突然刊出一封署名苏雪林的长信，题为《敬告蔡元培先生》。四千余字，通篇矛头直指逝者：“心理病态”“人格扭曲”“祸患国家”。震惊与愤怒瞬间淹没了灵堂外的哭声，报童的吆喝声里夹杂一句：“有人痛骂鲁迅！”
苏雪林是谁？很多读者一时想不起来。若追溯，1919年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归国后教过安徽大学、北京女子师大，被称作“民国三大才女”之一。1920年代中期，她曾把自己的处女作《棠花胡同》寄给鲁迅，扉页恭恭敬敬写着：“谨呈先生教正，学生苏雪林”。不过八年后，态度竟截然相反。
两人初次发生摩擦，是1928年7月北新书局的作者聚会。顶着近40度高温，苏雪林推门而入，林语堂起身相迎，郁达夫轻拍桌角致意。只见坐在右侧的鲁迅抬眼、点头，随即又低头继续剔香烟。苏雪林的右手停在半空，被迫尴尬收回。以她的脾气，这个动作已足够记一辈子。可如果仅是“握手不握”，还不足以让一位女子从尊敬到反感。真正转折在北平女子师大“杨荫榆事件”。
1929年春，女师大学潮爆发，学生要求罢免校长杨荫榆。苏雪林时任外文系教授，觉得纪律必须维持，挺杨立场坚定。鲁迅却连发杂文《杨荫榆之死》《未敢忘却的纪念》，怒指杨荫榆“绅士气”“职业教育家伪装”。两人在媒体上你来我往，火药味愈演愈烈。学生在礼堂里高喊口号：“鲁迅先生说得对！”苏雪林气得拍桌：“是谁在煽风点火？”仅一句“煽风点火”，后来被她暗自咀嚼多年。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文化阵营划线愈发清楚：左联拥护鲁迅，胡适站在自由主义一侧，苏雪林自认与胡适同阵。1936年10月，鲁迅去世，蔡元培被推举为“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苏雪林觉得“泰山北斗不该为小报骂街人撑腰”，于是写信劝阻。信里词句原本尚有分寸，谁知送信人没找着蔡元培，她索性把信投给刚办起的《时与潮》，又在排版前，把“性情乖张”改成“心理病态”，把“言语尖刻”改成“人格矛盾”，语气愈加激烈。
文章刊出，读者沸腾。上海滩书报亭前聚起几百人，有人当场撕报，有人鼓掌叫好。“先生既不在了，何必再打棺材板？”愤怒者如是问。另一头，《国闻日报》《申报》接连刊文反驳，“雪林女士，此非学术批评，实乃私怨”。苏雪林却似乎乐在其中，她把所有反驳文章剪下，用麻绳捆好，还称量过——整整五斤。她私下同友人说：“五斤骂我，不及我骂他的十分之一。”
有意思的是，苏雪林并非未曾犹豫。她致信胡适，希望得到“道义支持”。胡适回信言辞婉转：“鲁迅虽性情偏激，然文章有功，骂之宜慎。”信中劝苏收笔，以免“以私憾掩公义”。然而这封劝诫还是被苏公开，一字不改登上杂志，颇有“开弓没有回头箭”之意。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前夕，文化人纷纷南迁。苏雪林先到香港，后在昆明西南联大短暂执教，再转重庆，再赴香港，1949年春辗转去台湾。年逾六十，她接连写出《我所认识的鲁迅》，又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连载《鲁迅批判》。篇幅越写越长，形容词越用越狠，“恶棍”“毒蛇”这类词出现频率之高，已让学界摇头。遗憾的是，论文中极少见到对鲁迅文本的细读，基本只反复引用当年那封公开信，加上若干臆测。对鲁迅研究者而言，这类文字难入资料卡片。
对照鲁迅留下的二十卷全集与厚达十余万字的日记，一个奇怪现象不可忽视：鲁迅生前极少提到苏雪林，仅在私人信里写过一句“此人轻薄，不足与语”。冲突的火焰，却因生死被放大到占据各大报头版。舆论洪流里，一位才女与一位战士的理念分岔，最终演成长期的单方面攻击，既是民国文化圈的缩影，也揭示了当时“党派化批评”的极端。
时针拨回1936年10月22日，鲁迅遗体下葬万国公墓那天风很大，学生排着队把白菊花插满墓前石阶。队尾的青年忽然问同伴：“苏雪林写的那些你信吗？”同伴耸耸肩：“不信，也不完全不信，可鲁迅的书我还要读。”这个回答听似含糊，却道出了阅读者的常识——文学的价值与作者的性情并非简单一刀切。苏雪林的笔，却在愤怒中划了自己与读者之间的鸿沟。
1969年，苏雪林接受台湾《传记文学》采访，自言：“我不过写几句肺腑之言，却招来无数口水。”访谈后，她转身回书房，继续整理剪报。那堆“口水”比当年的五斤要厚得多，可她还在称量。重量之外，或许再无别的度量法可以证明一场跨越三十年的骂战究竟赢了谁、输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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