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有人发帖，说什么“民族祸乱洛阳始，中华乱世长安定”。此言大谬！故一驳！
将“民族祸乱”归罪于洛阳、把“乱世平定”独揽于长安，是违背史实的片面之论，本质是用碎片化历史标签替代完整历史脉络，既无视两座古都的共同使命，也曲解了中华乱世与治世的演变逻辑。
首先，“民族祸乱洛阳始”是毫无根据的历史甩锅。纵观华夏史，乱世的根源从来是阶级矛盾、制度失衡或外敌入侵，而非某一座城市。若追溯“祸乱”，西周镐京（今西安一带）遭犬戎攻破，周幽王身死国灭，开启东周乱世，这与洛阳毫无关联 。西晋“八王之乱”虽始于洛阳，但祸根是司马氏皇族争权，绝非洛阳本身，且此后北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促成北方民族大融合，成为民族关系的高光时刻 。洛阳作为“天下之中”，多数时期是文明融合的枢纽，东汉时班超从这里出发经略西域，重启丝路和平交流；隋唐时它是大运河中枢，见证胡商云集、文化共生，何来“祸乱之源”的说法？将王朝兴衰的账算在一座城市头上，是对历史因果的无知。
其次，“中华乱世长安定”是对历史的片面截取。长安的确见证过不少定乱安邦的时刻，比如刘邦定都长安开创西汉盛世，李渊父子起兵长安平定隋末战乱，但这绝非长安的“独功”。洛阳同样是平定乱世、维系一统的核心，刘秀在洛阳定都，扫平赤眉军与割据势力，开创“光武中兴”，让汉室重归安定 ；曹魏、西晋以洛阳为都，巩固北方统一，推动经济文化复苏。即便是盛唐，洛阳作为东都，在安史之乱后也曾承担起稳定中原、衔接漕运的重任，为王朝续命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乱世平定从来是举国之力的结果，是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抗争，而非某一座城市的“专属功绩”。
更深层来看，这种言论混淆了“都城功能”与“历史责任”。古都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绑定，当王朝清明，长安、洛阳皆为文明鼎盛的载体；当王朝腐朽，两座城市都可能沦为战乱的牺牲品。史念海先生早已指出，古都的兴衰取决于政治、战争、自然条件等多重因素，绝非城市本身的“原罪”或“功德” 。长安曾遭王莽之乱、安史之乱的焚毁，洛阳也曾历董卓西迁的浩劫，它们都是乱世的受害者，而非制造者。
长安与洛阳，本是中华历史上的“双子星”，共同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兴衰荣辱。一座见证秦汉雄风、盛唐气象，一座孕育“天下之中”、礼乐文明，二者时而并立为都，时而互补共生，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的核心骨架。用“祸乱始”“乱世定”这样的对立标签割裂它们，既无视史实，也矮化了两座古都的文化价值。
看待历史，应摒弃地域偏见与片面解读，认清“乱世起于失序，治世兴于人和”的本质。长安与洛阳都是中华文脉的守护者，都是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唯有尊重它们的共同贡献，才能真正读懂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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