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引子
1936年8月2日，一列火车从哈尔滨开往珠河。车厢里，一个浑身是伤的女人向日本宪兵要来纸笔，写下了一封信。
信很短，只有一百多个字。收信人是她7岁的儿子，她已经6年没见过他了。
信的末尾，她写了一个名字：赵一曼。
这是一个化名。她的儿子不知道母亲叫赵一曼。她的丈夫不知道。她的姐姐也不知道。
整整20年后，她的儿子才知道，银幕上那个让全国观众落泪的抗日女英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母亲。
01
1905年，四川宜宾白花镇，一个地主家庭迎来了第七个孩子。父亲李鸿绪给她取名李坤泰，字淑宁。
"淑宁"两个字，寄托的是父母的期望——希望她做个安静贤淑的大家闺秀，嫁个好人家，平平安安过一辈子。
可这个女孩，从小就不安分。
八岁那年，家里要给她裹脚。她拿菜刀把裹脚布和小尖鞋全剁了，家里人气得直跳脚，却拿她没办法。十几岁时，她在村里组织了个"妇女解放同盟会"，专门反对封建陋习，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她们在闹市贴标语、画漫画，把那些欺压妇女的乡绅画成狐狸、恶狗。当地的封建势力恨得牙痒痒，扬言要用粪水泼她们。
家里人怕她惹事，把她关在房间里九个月，让她学绣花。九个月过去，一朵花都没绣出来，倒是读完了一屋子的进步书籍。
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做了一个决定：去武汉，考黄埔军校。
那一年，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一次招收女学员，全国只录取了195人。李坤泰是其中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学员。她们剪短发、穿军装，和男学员一样训练、一样上课。
1927年，大革命失败。李坤泰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个湖南人，陈达邦。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都是共产党员，志趣相投，很快坠入爱河。1928年4月，经组织批准，他们在莫斯科结婚。
蜜月还没过完，李坤泰就怀孕了。
可她没能享受多久初为人母的喜悦。国内革命形势紧张，组织决定调她回国。1928年11月，怀孕五个月的李坤泰踏上了归途。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的旅程。为了躲避盘查，他们不能坐火车，只能徒步穿越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大雪没过膝盖，寒风刺骨，她挺着大肚子，一步一步往前挪。
后来她对朋友说：「我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这孩子也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1929年1月21日，李坤泰在宜昌生下了儿子。这一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她给儿子取名"宁儿"，希望他一生安宁。
可她自己的人生，注定与安宁无缘。
孩子生下来才一个月，麻烦就来了。
当时李坤泰住在一个码头工人家里。一天，她需要用钱，把自己的结婚戒指拿去典当。谁知这个举动被特务盯上了，她的身份暴露了。
情况紧急，她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连夜坐船逃往上海。
1930年，李坤泰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宁儿送走。革命工作越来越危险，带着孩子实在不方便。她把宁儿送到了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家里，托他抚养。
临走前，她抱着宁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
这是母子俩唯一的一张合影。
她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诀。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李坤泰主动向组织请缨，要去东北参加抗日。
组织批准了。
临行前，她去陈岳云家看了宁儿一眼。两岁多的孩子已经会说话了，见到妈妈来，抱着她的腿不让走，哭得撕心裂肺。李坤泰硬是掰开孩子的手，头也不回地走了。刚转过身，眼泪就唰地流了下来。
从此，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她化名"赵一曼"，踏上了白山黑水的土地。
有人问她为什么叫"赵一曼"。她说：「我喜欢'一'字，'一'代表一生革命、一心一意、一贯到底。」
赵一曼到东北后，先是在沈阳、哈尔滨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4月，她策划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把城市交通瘫痪了好几天，最后迫使日伪当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
但她真正让日军胆寒，是在山林里。
1934年，赵一曼被派到珠河县（今尚志市）开展抗日游击工作。她到的时候，手里一无人，二无枪。几个月后，她从农民会里挑了三十几个青年，组建起一支游击队。没有枪？她就带人去摸日军的岗哨，一点一点地缴获。
很快，这支队伍扩编成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赵一曼担任政委。
战士们叫她"我们的女政委"，老百姓叫她"瘦李"、"李姐"。日伪报纸用另一个称呼来形容她："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有一次，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三团在侯林乡被两个团的日伪军包围，苦战一天也没能突围。就在最危急的时刻，敌人背后突然响起枪声。赵一曼骑着白马，手持双枪，带着游击队旋风般杀入敌阵。敌军阵脚大乱，仓皇溃逃。
日军悬赏十万元通缉她。可落到他们手里时，没人敢看她的眼睛。
1935年11月15日，赵一曼率领的第二团被日伪军包围在一座山间。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击毙日寇三十多人。可敌人越围越多，必须突围。
团长让赵一曼带队撤退，自己留下掩护。赵一曼不同意：「你是团长，有责任把部队带出去，我来掩护！」团长说她是女同志，她火了：「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
掩护突围时，赵一曼左手腕中弹。她带着几个战士潜入村里养伤，三天后被敌人发现。在激战中，她左大腿骨被子弹打穿，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
醒来时，她已经被捆在担架上，周围全是日本兵。
04
日军把赵一曼押到哈尔滨滨江省公署警务厅。他们知道她的价值——这可是"红枪白马女政委"，抗联的核心人物。只要她开口，整个东北抗联的活动机密就全暴露了。
审讯开始了。
据后来解密的日伪档案记载，日军对赵一曼使用的酷刑多达几十种：鞭打、吊拷、老虎凳、竹签夹手指脚趾、拔指甲、拔牙齿、压杠子、搓肋骨、灌辣椒水、灌汽油、烙铁烫……
她的腿伤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伤口化脓溃烂，脓血浸透了棉被。日军用马鞭狠戳她的伤口，想用剧痛让她开口。
赵一曼疼得几次昏死过去，醒来后只说了一句话：「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日军疯了。负责审讯的军官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席上供述：「她那种激愤之情，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控诉日军的罪行，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
他还说：「她从容地抬起头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步。」
酷刑持续了近一个月，赵一曼什么都没说。她的伤口严重感染，高烧不退，生命垂危。日军担心她死了就什么都得不到了，1935年12月13日，把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
在医院里，看守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27岁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山东人，老实本分；一个是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还是个孩子。
赵一曼没有放弃。她躺在病床上，身上缠着绷带，却开始给这两个年轻人"上课"。她给他们讲抗联的故事，讲日军在东北犯下的罪行，讲亡国奴的屈辱。她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日。」
董宪勋和韩勇义被她打动了。他们从羡慕这个女英雄，到同情她，再到下定决心：要帮她逃出去。
1936年6月，董宪勋听说自己可能要被调走。他把这个消息告诉赵一曼，三个人开始密谋越狱。
韩勇义把父亲留给她的嫁妆——两个金戒指、两件呢料大衣——全卖了，换来60块钱当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因为赵一曼的腿伤还没好，不能走路。
6月28日。他们定在这一天动手。正好那天董宪勋值夜班。
1936年6月28日夜，哈尔滨下起了暴雨。
一辆白俄司机开的出租车停在医院后门。董宪勋和他的堂侄董广政把赵一曼从病房背出来，穿过板障子的缝隙，上了车。韩勇义早已在道外五道街等着，雇好了轿子和五个轿夫。
他们换上轿子，冒着暴雨，向宾县三区的游击区进发。
暴雨下了一整夜。乡间土路泥泞不堪，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走到阿什河边，发现"万缘桥"被洪水冲垮了。没办法，只能趟水过河。齐腰深的河水湍急，几次差点把人冲散。
天亮时，他们到了金家窝棚——董宪勋远房叔叔董元策的家。稍作休整后，又换上马车，继续赶路。
只剩20公里了。再走20公里，就能到游击区了。
他们不知道的是，这20公里，会成为赵一曼生命中最漫长的距离。
赵一曼失踪的消息，像炸弹一样在日军中炸开了。
警察署的军官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索。他们很快从那个白俄司机那里得到了线索，又从轿铺老板嘴里问出了去向。
日本军官立刻带人追击。可他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阿什河的桥被洪水冲垮了。没办法，他们只好到附近村庄征了几匹马，骑马直追。
6月30日清晨。
马车正行驶在阿什河以东二十多公里的地方。赵一曼躺在车上，身边是董宪勋、韩勇义和董广政。再走一小段路，就能看到游击区的哨卡了。
突然，身后传来马蹄声。
赵一曼的心沉了下去。她知道，完了。
日本军警追上来了。几个人被当场抓获。
赵一曼看着董宪勋和韩勇义，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她知道，这两个帮助她的年轻人，不会有好下场。
审讯时，她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她说是自己用重金贿赂了董宪勋和韩勇义，他们只是贪财。可她哪来的重金？逃跑的经费，是韩勇义变卖嫁妆换来的。
日军不信。董宪勋被关进监狱，酷刑折磨，最后死在狱中。韩勇义虽然被释放，但身体已经被摧垮，几年后病逝，年仅29岁。
这两个年轻人，用生命为赵一曼换来了两天的自由。
赵一曼被押回哈尔滨后，等待她的是更疯狂的报复。
日军彻底放弃了从她嘴里套出情报的念头。他们现在只想折磨她，想看看这个女人到底能承受多少痛苦。
7月25日，日军决定对赵一曼实施最残酷的电刑。
根据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档案记载，负责审讯的军官林宽重说：「用刚从本土运来的新式电刑器具对赵女士实施电刑。总之，要慢慢地跟这个女人耗，不能停，不能让她有喘息的机会，直到电刑摧垮她反满抗日的意志，撬开她的嘴。」
电刑开始了。
电流一次次穿过赵一曼的身体。她的身体剧烈颤抖，惨叫声在审讯室里回荡。大野泰治后来供述：「那声音，好像来自地狱一样。」
七个多小时。电刑断断续续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赵一曼的头无力地垂了下来，全身像被抽掉筋一样软软地挂在刑架上。她昏死过去了。
日军的报告里写道：「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他们不明白，一个看起来那么瘦弱的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志。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
1936年8月1日，日军做出了最终决定：把赵一曼押回珠河县，公开处决，"杀一儆百"。
第二天凌晨，赵一曼被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
她知道，这是最后一段路了。
火车在黑暗中行驶。赵一曼突然想起了宁儿。
六年了。她已经六年没有见过儿子了。那个在她怀里哭着不让她走的小男孩，现在应该七岁了吧？上学了吗？长高了吗？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
她向看守的日本宪兵要来纸和笔。
宪兵犹豫了一下，给了她。
赵一曼开始写。她的手被酷刑折磨得几乎握不住笔，但她还是一笔一划地写了下去：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落款：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
她故意没有写自己的真名。她怕日军顺藤摸瓜，找到她的家人。
火车到站了。
赵一曼被绑在大车上，在珠河县城"游街示众"。街道两旁站满了被日军逼来观看的百姓，人们低着头，不敢出声，眼眶却都红了。
大车走到小北门外的草坪中央，停了下来。
几个日本兵举起枪，对准了赵一曼。
一个日军军官走到她面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
赵一曼抬起头，目光像刀子一样看着他。她把手里那张写给儿子的纸递过去：「把这些话传给我家乡的儿子！」
然后，她高声唱起了《红旗歌》，又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日军军官猛一挥手。
枪响了。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倒在了珠河县小北门外，倒在了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她只有31岁。
一个目击了行刑过程的日本警察后来写道：「她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08
赵一曼死后，那封遗书被日军收进了档案，锁进了柜子里。
远在武汉的宁儿，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妈妈很早就离开了，说是去"做事"，一直没有回来。他在伯父家长大，别的孩子有爸爸妈妈，他没有。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总是一个人待着。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轰动全国。那个在日军酷刑下宁死不屈的抗日女英雄，让无数观众落泪。
21岁的陈掖贤（宁儿的大名）也去看了这部电影。他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看着银幕上的女人被日本兵折磨、被处决，心里很难过。
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女英雄，就是他苦苦寻找的母亲。
六年后。
一模一样。
赵一曼就是李坤泰。这个秘密，终于在二十年后大白于天下。
1957年，陈掖贤得知了真相。
他呆住了。然后，他哭了。放声大哭。
他赶到东北烈士纪念馆，在母亲的遗物前站了很久。那封遗书的原件就放在那里，字迹歪歪扭扭——那是母亲被酷刑折磨后，用几乎握不住笔的手写下的。
「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陈掖贤一字一句地把遗书抄在笔记本上。抄完后，他做了一件事：用钢笔蘸着蓝墨水，在自己的手臂上刺了三个字——赵一曼。
这三个字，一直留在他的手臂上，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政府通知他去领母亲的抚恤金。他拒绝了。
他说：「我不要。那是妈妈的鲜血钱，我怎么能花那钱？」
后来，他连烈属证都没有去办。
陈掖贤的一生，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攥住，从来没有松开过。
他从小没有父母，寄人篱下，性格孤僻。他不善交际，不会打理生活，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会洗。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课老师，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1957年，他和一个叫张友莲的女学生结婚了。两人生了两个女儿。可婚姻并不幸福。他们性格不合，经常吵架，后来离婚了，又复婚了，又离婚了……
1966年，父亲陈达邦被诬陷打倒，陈掖贤百思不得其解，写信给中央为父亲申辩。因为信中说了一些敏感的话，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隔离审查。
1980年代初，妻子张友莲病逝。
陈掖贤彻底垮了。
1982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工厂的同事发现陈掖贤连续旷工好几天，去他家看望。
门是锁着的。撬开门，他们看到了陈掖贤的尸体。
他自杀了。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53岁的生命。
他的手臂上，那三个用钢笔刺的字——"赵一曼"——还清清楚楚地留在那里。
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是给两个女儿的。遗书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一句叮嘱：
「千万不要以烈士后代的身份自居，不要给国家找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还有一句：「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的自杀而看低我的母亲。」
10
赵一曼有两个孙女，大的叫陈红，小的叫陈明。
陈红和奶奶长得很像。很像很像。矗立在四川宜宾翠屏山的赵一曼塑像，就是以陈红为原型塑造的。
后来，有一个日本老兵找到了陈红。
这个老兵参加过侵华战争，晚年良心不安，想当面向赵一曼的后人忏悔。他还请来了电视台，准备全程拍摄，想给自己的晚年留一个"功德圆满"的结局。
陈红拒绝了。
她说：「你们犯了罪行，承认自己的罪行我是赞同的。但我无法代替我奶奶去接受，我做不到。说小了，我们有家仇；说大了，我们有国恨。」
日本老兵又拿出钱来，说要给她经济补偿。
陈红说：「这就更不行了，先生。我，赵一曼的孙女，怎么可能要日本人的钱呢！不但是我，就是别的中国人，也不会。金钱不能赎回战争的罪恶，请你收回去！」
日本老兵悻悻而去。
2008年，日本《朝日新闻》想采访陈红，请她到赵一曼故居做画面介绍。
陈红说：「我听了你们的采访计划，表面上看是好的。可是，你们国家对侵华战争死不认罪的态度，你能如实报道吗？对不起，我不能接待你们。」
有人问陈红，为什么这么倔。
她说：「奶奶是一个弱女子，甚至给自己取的字都是'淑宁'，希望安宁平静地生活。但时代没有给她一个安宁的立锥之地。她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反抗，选择了一种为更多人的安宁而不惜牺牲的信念。」
如今，在哈尔滨市中心，有一条街叫"一曼街"。这条街上有东北烈士纪念馆，门牌号是"一曼街241号"。
像是在等着什么。
像是在等着再一次出发。
参考信息来源
东北烈士纪念馆馆藏档案
日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档案
《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央视纪录片
中国军网、共产党员网相关报道
赵一曼孙女陈红采访资料
《赵一曼家事》系列报道（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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