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考察·重返泉州 | 古典中国秩序下的泉州，何以成为世界文明的货仓|中国|学术考察|宗教|开元寺|泉州|清净寺|货仓

2024年的那个初春，我们曾结伴造访泉州。

彼时的我们，目光紧紧锁定在“中国内部”。我们站在儒家正统的秩序边缘，试图打量这座城市的离经叛道。我们惊叹于满街神佛的混搭，困惑于士大夫与大海商的博弈，我们将那次旅程的主题定格为“古典中国的异端”。我们在追问：为什么在一个以农耕为本、以伦理为纲的帝国里，会生长出这样一座充斥着商业算计与异域神明的“怪胎”？

那一次，我们试图给泉州找一个位置，一个在中国历史坐标系里的位置。

两年过去了，我们将重返泉州。这一次，我们将站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上，重新发现和理解泉州。

泉州，不再仅仅是福建的泉州，也不仅是中国的泉州。在10世纪到14世纪的那个漫长时段里，它是整个东半球文明的“Emporium”——一个巨大的、包容的、原本的世界文明货仓。

这里囤积的不仅是昂贵的香料、温润的瓷器和得得作响的铜钱，更是诸神的信仰、异域的制度、人类文明在那个全球化前夜的全部可能性。当世界各地的文明母体因为战乱、排他或朝代更迭而发生断裂时，泉州像一个忠实的守夜人，默默地将这些文明的种子保存了起来。

实体货仓：折叠在石刻与街巷中的世界

此次重返，我们不再孤立地看待每一个景点，而是将整座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开放的文明陈列室。

走进开元寺的大雄宝殿，请暂时忽略那些熟悉的佛教造像，将目光锁定在后廊那两根看似不起眼的辉绿岩石柱上。这两根石柱上，雕刻着印度教主神毗湿奴骑着大鹏金翅鸟的英姿，记录着湿婆神毁灭世界的传说，以及恒河女神的曼妙身姿。这不是简单的装饰，也不是战利品。最新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这些石柱是宋元时期泉州庞大泰米尔商团存在的铁证。在那个时代，泉州不仅是中国的港口，更是印度洋贸易圈在东亚的终点站。这些石柱是文明漂洋过海后的“压舱石”，它们证明了在那个元代南印度社区里，皮肤黝黑的泰米尔商人曾在此建立壮丽的寺庙，用流利的闽南语和波斯语讨价还价。我们将在此对读，为什么在一个崇尚儒释道的国度，印度教的神灵可以堂而皇之地支撑起佛教的大殿？

图丨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石柱

除了印度教，泉州甚至还保留着摩尼教的踪迹。摩尼教（明教），这个曾在公元3世纪到8世纪横跨欧亚、与基督教和佛教分庭抗礼的世界性宗教，在它的诞生地波斯，在它曾经辉煌的中亚河中地区，早已被历史抹去了痕迹。然而，全球仅存的摩尼光佛石像，却奇迹般地在泉州地区的草庵寺被保留了下来。这尊佛像，面容是胡人的，道貌是佛教的，背景是波斯的。它是世界宗教史上的活化石。我们将探讨，当一种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熄灭时，泉州如何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为什么这个强调“二宗三际”、严苛禁欲的异域宗教，能够在这里被温和地改写，被善男信女们供奉为“摩尼公”？这是一个关于文明如何“在地化”生存的绝佳样本。

图丨泉州晋江草庵摩尼光佛造像

当我们离开草庵，回到到泉州涂门街，看到艾苏哈卜清净寺，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震撼。它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比许多中东现存的清真寺还要古老。我们将走进“蕃坊”的旧址，复原那个“缠头赤脚半蕃商”的国际化社区。这不仅是宗教宽容，更是商业契约精神构建的城市生态。在泉州，不同的文明不是被强行熔铸成一块铁，而是像马赛克一样，保留着各自的色彩，共同拼贴出一幅繁华的图景。

如果你去过传统的中国古都，如长安、北京，你会发现城市的逻辑是权力的逻辑，中轴线是城市秩序的核心，政治和礼仪空间都置于中轴线，坊市则建于中轴线两侧。但在泉州，城市的逻辑是网络的逻辑。刺桐城是一张由码头、市场、寺庙编织的巨网。关帝庙的香火或许是全中国最旺的，但这里的关帝不仅保佑平安，更像是一位“商业信誉的担保人”。

在古代泉州，宗教场所往往也是金融和行会的中心。寺庙提供贷款，神明见证契约。我们将像人类学家一样，穿梭在西街的深处，观察那些供奉在民居、店铺里的神龛。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在这个“货仓”里，多元的信仰没有引发类似十字军那样的宗教战争，反而达成了奇妙的共生？答案或许藏在泉州人“爱拼才会赢”的生存哲学里——在惊涛骇浪的海洋面前，多一位神明，就多一份保佑，多一条生路。这种实用主义的共存，构成了泉州独特的“精神货仓”。

隐形货仓：海洋帝国的资本逻辑

除了看得见的遗迹，泉州这座“货仓”里还储存着一种被中国主流历史遗忘的制度逻辑。这就要提到那个在2024年行程中引发我们激烈讨论的人物——蒲寿庚。

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叙事中，他是一个无法被原谅的“异类”：作为受宋朝大恩的官员，却在关键时刻弑主降元，屠杀宗室。那时的我们，更多是从道德和忠诚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麦克白”式的人物。这一次，我们将尝试跳出“忠奸”的二元对立，用“海洋商业帝国”的逻辑重新理解他和他的家族。

图丨蒲氏家族墓碑，重刻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

现藏广州博物馆

蒲家并非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家族，他们是纵横七海的阿拉伯（或波斯）海商后裔（占城入华）。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不是儒家的“忠君爱国”，而是资本的“流动与增殖”。

试想一下，在13世纪，泉州港（Zayton）的地位堪比今日的纽约或新加坡。它不仅是货物的集散地，更是巨额资本的沉淀池。蒲寿庚的抉择，实质上是一个跨国商业集团的CEO，在面对巨大的地缘政治大洗牌（宋元更迭）时，如何保全这座“世界最大港口”的商业利益，如何确保香料的航路不被切断，如何让家族的财富在改朝换代中通过“借壳上市”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