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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提“女性主义”，已经很难不受伤。
它从一种试图解释现实的思想，变成一种必须选边站的身份标签；从缓慢、艰难的经验书写，变成情绪先行、立场先行的消费话语。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主义“失败了”，更像是在壮大的过程中，它沾染了过多血迹，也难免制造了噪音。
“革命”毕竟要流血牺牲，同样也要背负对应的历史责任。
作为一面文化大旗，它的荣光与骂名齐平，这也使得当代主动或被动“沾边”的文学作品变得可疑。
甚至，不少文学读者都开始有意无意回避带有“女性主义”标签的作品，若仅是一个消费主义的陷阱，反倒是最“理想”的恶果，最令人懊恼的应当是“一页”事件复现。
正如如此，把目光投向过去似乎是更理性的选择，夏洛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以及本文提到的《乡村女孩》（The Country Girls，中译名《出走》）都降生于“女性主义”还未成为可以套利的标签之时。
它们很少提出口号，也没有树立清晰的敌人角色，只是把女性的感受放在叙事中央，只不过这种颇具深意的方式如今依旧被不少人无视。
它们像是文学版的无字天书，只待有心人认真阅读。
很多人今天读《乡村女孩》，会觉得它温柔克制，甚至“过时”得有些无聊。甚至有人将其对比为乡村版“张爱玲”故事，认为这是一个遭受家暴的爱尔兰村姑沉迷老绅士的爱恋故事。
当代读者其实很难想象，这样一本看似轻声细语的小说，在60年代的爱尔兰，曾被视为危险之书，被禁、被焚，一度被公开指控“败坏道德”。
对于没有深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和教会生活经验的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所引发的宗教冲突更是莫名其妙。
不仅因为读者对于文化背景的陌生，也因为相比之下当代爱尔兰文学声音显得极其自由、独特且锐利。实则这些都是根植在过去作家浇灌的文化土壤中的。熟悉爱尔兰文学的读者甚至能在恩莱特和鲁尼的作品中看到奥布莱恩的影子。
事实是，大多数读者试图在这本书中搜寻革命性的观点时，其视角就错了。
更何况，倘若只是性描写的尺度问题，《尤利西斯》应该先被烧，但是《尤利西斯》只是作为典型上了法庭，而且不少文化人士最终予以支持和声援，作品反而是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而《乡村女孩》则被视为简单的“少女成长”故事，被认为仅具有文学史价值而一直被误读下去，直至今日。
大多数人以为过去的书遭遇封禁，往往与性描写、宗教冲突以及边缘群体诉求相关，而事实却更隐蔽，甚至仅为真正敏感而细腻的文学读者所洞察。
不得不说，曾经世界各地的威权主义者要比如今的更细腻、睿智且深谙文学。
这本书曾激发非常极端的争论，致使埃德娜·奥布莱恩不解，以至于在一位神父的接洽下，她参与了线下的读者集会。这可不是如今的书迷签售会，它更像是一场审判答辩，而在场的不少女性读者也声嘶力竭地当面斥责她。
这也揭示了《乡村女孩》真正被焚毁，甚至被爱尔兰宗教领袖视作地狱之物的缘由。
它并没有以惊世骇俗的事哗众取宠，它只是让女性第一次不为自己辩解，只陈述感受。
就这？就这。
文学的实质是非常细腻的，而政治则需要更大的声量。正因如此，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往往被拉扯成某种物理、精神层面的极端对立战争。
“弑女”（Femicide）作为厌女的表征确实存在，但它同样是极端表征，极端就意味着其更容易出现在特定环境，且更容易被发现和预防，甚至我们站在它的对立面时更容易赢得盟友，乃至获得公众舆论和实际层面的全面胜利。
“弑女”背后的极端厌女 真正溶于个体现实的情况必然存在，但是必然不以日常的方式普遍存在，至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是如此。
相反，言语规训则隐秘在教化之中广为传播，永远比酷刑更隐秘，也更稳固得令人窒息。
对于女性第一视角下的感受表达的压抑，无论是以父/夫/威权形态，还是以超验的宗教形态，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遍乃至被广大社会群体所默认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是更具革命性的讯号，却为无数读者所忽视。
可以理解的是，对这部分作品的误读本身就源于大众读者群体对于主义和革命的躁热渴望， 殊不知“汲汲于颠倒秩序”，也可能是威权主义弥散的另一种表征。
我们时代如果只能在《使女的故事》中看清女性处境，那不得不说文学“钝感力”的教育已经普及得非常全面。如果《乡村女孩》只能被误读成一部“女性成长小说”，读者仅能从中读出两个乡村女孩，离开家庭，走向城市，经历爱情与挫败的遭遇，那么它真正的锋利之处将会被完全错过。
千万留意，这本书并非女性主义的革命文本，它是被当作过于真实的日常文本被焚毁的。前者并不一定能打动所有人，后者才能真正撼动那些细密到日常的“秩序”。
文学的能力永远不在口号中，那是最“笨拙”的展露。
这本书真正挑战的，是一种长期稳固的社会秩序，甚至它如今依旧肆无忌惮地蔓延着。它有清晰的两大法则，第一是“传统”道德，第二是生产秩序，前者负责解释感受，后者负责检验欲望。
换句话说，女性无论是从精神层面，还是物理层面都必须得到道德与生产秩序的双重认证，而这不仅仅体现在婚育这样宏观、显眼的层面，更逐步细化到了行为举止、装扮以及表达层面。
这是更细密的规训网络，而奥布莱恩的这部小说冲撞的正是这种更隐秘且细腻的“规训”，她没有让角色成长得更高尚，也没有用痛苦换取所谓的革命性和觉醒。
她只是“突然醒来，猛地从床上坐起”，并诚实地写下了她们的感受。
作者：黄玲琳
编校：阿洛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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