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如何在学术写作与公共表达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史学界颇受关注，实则也是一项颇具挑战的工作。法耶·塞尔的《公共史学：实践指南》提出了公共史学面临的几项挑战：真实性、娱乐与教育的张力、消费主义、所有权。由此可见，当学者的写作对象由象牙塔内拓展至普罗大众，所需应对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石硕教授的新作《守望传统：在田野寻找人文》正是对并不简单的公众写作的有益探索。这本书既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也并非文学的游记散文，而是一部“踏遍山河”后写就的融注思想体悟的“学术散记”。它以散文化的笔触，将作者数十年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的体会娓娓道来，呈现出“大地经纬—文明长河—生命学问”的三重面相。
全书上篇“大地经纬——望天地”以雪域高原等地为核心，勾勒出中国西南多民族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王荆公说：“世之奇伟、瑰怪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雪域高原自然算得上是人迹罕至的险远之地，也有着奇伟瑰怪之景。无论是对三江源、松格嘛呢石经城的描写，还是对318国道、藏彝走廊的思考，都体现了作者“以地观人”的学术方法。地理与人文景观背后蕴含着人们的温情、经验与智慧。作者写到三江源时说“在三江源地区，GDP这样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人在这里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作者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根本的生存之道。这样的人文温情尤其体现在《融通汉藏民心的“大先生”》一文。该文是作者根据2021年6月四川大学学生团队在天全县的实地调查材料写成。笔者就参与了此次活动。在调研中，我们亲身看到了汉、藏、彝等多民族同胞在医院这个并不意味着欢乐的空间内，和谐相处，互帮互助。这当然与以“大先生”陈怀炯为代表的天全县中医医院的医疗服务团队的高超医术与无私胸怀密不可分。作者借这一现实案例，不仅传达了民族之间尊重理解的相处之道，更为传统与现代交织下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学习的范本。值得注意的是，本篇并未停留在作者民族史的本业，还通过对方言与浙江经济活力的观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世界。
中篇“文明长河——通古今”转向历史维度，从成都、康定等城市到《老子》《中国民族的形成》等著作，展现了一位学者深入的学术思考。《打箭炉：一座“有故事”的边城》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进行了新的叙述。作者犹如侦探，抽丝剥茧，索隐钩沉，还原出藏语“打折多”如何被汉人移民附会上诸葛武侯“造箭”故事，进而演变成“打箭炉”的过程。有关“打箭炉”地名、传说与信仰的一系列建构，化“陌生”为“熟悉”，化“异乡”为“故土”，让民族隔阂的情形变为文化互通共享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将军会”，最终变为汉藏“同祀共欢”的宗教与节日盛典，成为整合当地汉藏文化的最高形式。当然，作者的深意远不在于此。作者希望学界能跳出“汉化”“夷化”的窠臼，走向历史互动现场的深描。针对当今浮躁功利的风气，作者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希望大家多从经典中学习智慧，而不只是功利地把读经典当作研究的前提条件。“经典不只是学问的基石，更是人生开心智之学。”在本书中，作者也做了阅读经典以开心智的示范。《释〈老子〉“见小曰明”》一文从“见小曰明，知人者智”一语谈起，联系马一浮先生“凡人心攀缘驰逐，意念纷飞，必至昏昧”的妙语，诠释了“见小曰明”的深意。作者批判了当下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成功主义、享受主义，也斥责了社会中常见的好为人师、自以为是的“傲慢与偏见”。作者的关切与孟子之言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从如何分辨“历史”与“历史学”的反思，到对苏东坡文化的思考，再到对成都两千年民族协作传统的强调，都显示了作者善于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桥梁。
下篇“生命学问——见众生”则显得更为亲近和温情。作者从“人类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追问出发，回顾了学界前辈的治学风范、个人的学术经历及教育理念。《围炉夜话：如何做中国民族史研究？》一文可谓是金针度人之作。这篇文章从马长寿和周伟洲两位民族史大家的治学历程、成就和特点入手，剖析两位前辈治学风范对于后学的启迪：有人类学及民族学的视野、通过田野打通历史与现实、有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宏阔的历史视野。纪念李绍明先生的文章饱含深情，充满了对于师长的感念。作者从几件李绍明先生“是非不分”的小事谈起，颂扬了先生从善如流、乐于助人的人格以及宽容他人的胸襟。钱穆先生曾说：“做学问可训练做人。”王东杰教授认为钱先生此语：“这里的关键在‘训练’二字：治学的道理、方法，许多根本就来自日常生活，二者内容有深浅之别，却是一脉贯通。”由此可见，为人与为学实有相通之处。作者虽记李先生之“为人”与“为学”，但立足点却在为人。可以说，下篇“生命学问”让我们体会到读书写作不是冷峻的思考论证，而是关乎生命、关乎传承的思考。
总体而言，《守望传统》不仅是一部展示传统文化底蕴的学术散记，更有对文明演进与人生意义的整体思考。作者通过“大地—文明—生命”三重维度，提醒我们学术研究从来不是孤立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种与自然、与文明、与生命同频共振的存在。相信对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子而言，作者对“生命学问”的追寻将提供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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