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证行医岂能“治病即有理”？——驳万峰“支持中医无证行医”论
知名电台主持人万峰关于“中医只要能治病，管他有证没证”的言论，看似是对民间中医的包容，实则是对医疗行业规则、公众健康权益和中医行业长远发展的漠视。这种“结果导向”的片面观点，混淆了“疗效”与“规范”的边界，忽视了无证行医背后潜藏的巨大风险，更与中医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首先，行医资格证不是“门槛刁难”，而是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安全底线”。医疗行业是专业性极强的特殊领域，中医亦不例外。一张行医资格证，绝非简单的“身份标签”，它承载的是对从业者专业能力的系统认证——包括对中医经典理论的掌握、辨证施治的规范、中药药性配伍的认知、常见急症的应急处理能力，以及对现代医学诊疗规范的基本了解。反观无证行医者，其医术来源往往是“祖传秘方”“民间偏方”，既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也缺乏标准化的诊疗流程。或许在某些慢性病、疑难杂症的调理上，部分无证中医能凭借经验取得一定效果，但这种“疗效”具有极强的偶然性和个体差异性。更常见的情况是，无证行医者因辨证失误、用药不当，导致患者病情延误、加重，甚至引发药物中毒、过敏休克等严重后果。
现实中，因无证中医乱用药、乱针灸导致的悲剧屡见不鲜。曾有新闻报道，某地一名无证“老中医”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给患者开具含马钱子的偏方，因剂量超标导致患者出现抽搐、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最终抢救无效身亡；还有民间“针灸师”不懂穴位解剖，误刺胸腔导致患者气胸。这些案例的核心症结，正是行医者缺乏专业资质和规范培训。万峰的言论只看到了“治好病”的个别案例，却选择性忽视了无证行医对公众健康的巨大威胁——医疗不是“赌石”，不能用患者的生命健康去验证一个人的“医术高低”。
其次，纵容无证行医，是对中医行业的“捧杀”，而非保护。近年来，中医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从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到民众对传统医学的认可，中医正逐步走向标准化、科学化、国际化。而标准化的核心，就是建立健全行业准入制度和诊疗规范。行医资格证的考核，正是筛选合格中医人才、净化中医行业生态的关键环节。它能将那些滥竽充数、借“中医”之名行骗的人挡在门外，保护真正有医术、守医德的中医从业者。
如果按照“治病即有理”的逻辑，放任无证行医者泛滥，必然会导致中医行业鱼龙混杂。一些不法分子会打着“祖传中医”“偏方治大病”的旗号，利用患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牟取暴利，不仅坑害患者，更会败坏中医的声誉。长此以往，公众会对中医产生“江湖骗术”的刻板印象，反而会阻碍中医的健康发展。真正的中医传承，从来不是“无证行医”的野蛮生长，而是在规范框架内的守正创新——既要传承经典方剂和辨证思维，也要结合现代医学技术进行疗效验证，通过临床试验、药理分析让中医的疗效“有据可查”。
再者，从法律层面看，无证行医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容模糊和纵容。我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这一法律条款的设立，不是为了限制中医发展，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市场秩序和公众健康权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必须遵守这一底线规则。
万峰的言论，实质上是将“疗效”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一种危险的逻辑。如果因为“能治病”就可以无视法律，那么医疗行业的秩序将荡然无存，患者的权益也将失去保障。试想，一个无证行医者治好了一个人，却治坏了十个人，难道仅凭那一个“治愈案例”，就能抵消他对其他患者造成的伤害吗？法律之所以禁止无证行医，正是因为它要从源头降低医疗风险，而不是等到悲剧发生后再追责。
最后，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概念：支持中医，不等于支持无证行医。民间确实存在一些身怀绝技的中医人才，他们可能因缺乏学历、未参加资格考试而没有行医证，这是中医人才培养体系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对此，国家也在出台相关政策，比如通过“中医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等方式，为民间中医开辟合法行医的通道。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既尊重民间中医的价值，又坚守行业规范和法律底线。
万峰的言论，看似是为民间中医发声，实则是混淆了“合理诉求”与“违法行医”的界限。我们支持中医传承发展，但坚决反对“无证行医”的行为；我们认可部分民间中医的医术，但更强调“持证上岗”的必要性。医疗行业的核心是“人命关天”，任何时候，都不能用“治病即有理”的片面观点，突破保障公众健康的安全底线。
唯有在法律和规范的框架内，中医才能真正实现传承与创新，才能在守护公众健康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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