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这份“乡土性”，曾几何时，具体为炊烟、人声、鸡犬相闻的村落图景。
然而，当时代的列车呼啸向前，无数人离乡追梦，那片故土上拔地而起的一幢幢簇新楼房，与日渐稀疏的人烟形成刺眼对比。
如果房子建起来，最终只是为了空置和等待荒芜，那么这番耗尽半生积蓄的兴土木，意义何在？
腊月里的江西上饶，山间萦绕着湿冷的雾气。
46岁的男子紧了紧身上的蓝色外套，站在村后的小山坡上，这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点。
他点了一支烟，没有抽，只是任由青灰色的烟雾在冷空气中缓慢升腾。他的目光，沉沉地落在脚下那片他出生、成长，如今却让他感到无比陌生又无比心凉的村庄。
村子顺着山脚铺开，新旧交织。
最靠近马路的，是一排排、一栋栋崭新的楼房，三层、四层，甚至五层，贴着光亮的瓷砖，装着锃亮的铝合金窗，在灰蒙蒙的天色下依然显得扎眼。
而更高处的山坡上，那些黄泥黑瓦的老屋，大多已经坍塌或半颓，墙头长满枯草，在寒风中瑟缩，仿佛被遗忘的旧时代骸骨。
男子是村里为数不多还长住在此的“年轻人”——虽然他已年近半百。
更多的同龄人，以及更年轻的80后、90后，早已像候鸟一样飞向广东、浙江、福建的工厂与城市，只有年关，才会短暂地回巢。
“有什么用呢？”
他对着空气，也对着脚下那些漂亮的空壳，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疲惫与不解，“给你宅基地有什么用？房子建五六层有什么用？”
“阿旺，站这儿发什么愣呢？风大，小心着凉。”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是同村的七叔公，拄着拐，也慢悠悠地晃了上来，站在他旁边。
男子，也就是阿旺，苦笑着指了指山下：“七叔公，您看看。
建国哥家那四层楼，前年才盖好，去年过年他们一家三口回来住了七天，今年听说厂里订单紧，不回来了。
铁柱叔家那栋，三楼装修好了，二楼还是毛坯，他说等儿子结婚再装，可他儿子在杭州找了女朋友，明确说了以后在杭州买房安家。
还有那边，春梅婶家的……一栋栋，漂亮是漂亮，可您看看，有几个烟囱在冒烟？有几扇窗户晚上是亮灯的？”
七叔公眯着眼看了半晌，也叹了口气：“是啊，冷清多了。
我们年轻那会儿，这时候家家都在灶膛前忙活，准备年货，娃娃们满村跑，热闹得很。现在……静得吓人。”
“所以我说，这钱花得冤啊！”
阿旺的情绪有些上来了，“一栋楼起码二三十万，多的五六十万，都是他们在外面打工，一块砖一块瓦省出来的血汗钱！
就为了盖起来，摆在这里看？上学得去镇上，买东西得开车赶集，年轻人都在外面落户了，孩子也在外面读书，谁还回来长住？
等您们这一辈，我爸妈那一辈都走了，我们这些70后也老了，80后、90后谁还认得这山路？这房子，不就是等着烂掉吗？”
七叔公用拐杖轻轻戳着地，沉默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阿旺，你话在理。
可这理，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是算经济账的理。
对于我们老头老太太，对于你建国哥、铁柱叔他们，账不是这么算的。”
新房子盖在那里，哪怕空着，我心里就踏实，就觉得这个家，这个根，还在。
逢年过节，子孙们回来，有个像样的地方落脚，不是住在快倒的危房里，我心里才安。”
七叔公拍拍他的肩膀，转身慢慢往山下走，“人啊，活的就是个盼头。
没了老家这栋房子，他们的盼头，就真的只剩城里那间租来的小屋子了。那更难受。”
对于在外漂泊的打工者，农村新房是“精神图腾”与“安全底线”。
它承载着衣锦还乡的尊严、对抗城市风险的底气、以及维系乡土认同的情感纽带。
即便深知可能永不住回，其存在本身即是一种心理慰藉。
未来的乡村，或许需要新的定义与路径。
归根结底，让想回来的人有理由回来，让必须离开的人心有所安，或许才是解开这个悖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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