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读杜凤治的《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六十余卷的篇幅，字字都是晚清广东官场的实况，堪称研究晚清吏治的稀世史料。让我印象深刻的有很多，其中就包括那句沉甸甸的长叹：“天下宦途险恶未有如广省者，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
这话半点没掺假。浙江举人杜凤治在广东官场足足熬了十四年，从广宁知县一路做到罗定州知州，盗匪横行的山野、士绅抗粮的公堂、督抚相轧的暗局，他全见过。那些刀光剑影的日常，都被他一笔一划写进日记，字里行间满是血泪。
大清十三省，做官皆不易，但要说最难最险的，广东认第二，怕是没地方敢认第一。
广东的难，先难在民风剽悍，民心浮动。地处岭南，离京城远得很，又早早开了海禁通商（康熙年间开海，广州是主要通商口岸，大名鼎鼎的十三行就在此地），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民间向来有股 “不服管” 的倔脾气。
盗匪遍地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广宁、四会、潮阳一带，山匪动辄聚众劫掠，胆子大的甚至敢直接冲击县衙；征收钱粮更是老大难，士绅抱团抗粮、百姓聚众闹考，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杜凤治刚到广宁上任，就因为征粮的事跟当地士绅撕破了脸，闹出兵荒马乱的上控、闹考大案，差点把乌纱帽都丢了。更别提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涉外事务，广州作为通商口岸，洋商、洋教、租界的事搅在一起，稍微处置不当就可能捅出外交篓子，到时候督抚追责下来，首当其冲倒霉的就是州县官。
政务繁苛得让人喘不过气，这是广东做官的第二重难。广东是大清的财赋重地，赋税、厘金、盐务、漕运，哪一样都是硬邦邦的指标，完不成轻则扣俸禄，重则直接革职。
更要命的是，广东物价比别处高出一大截。官员要维持体面，要打点上司，要养活幕友和家人，处处都得花钱。可贪腐的口子一旦打开，又容易被同僚抓住把柄，被上司参劾，陷入 “不贪活不下去，贪了怕出事” 的死局。
晚清广东官场贪腐案一桩接一桩，根子，其实就埋在这种畸形的生存环境里。放眼彼时大清官场，其实压根就没有绝对的清官，真要锱铢必较、彻查到底，身在宦海中的人，大抵都逃不过干系。
如果说民情与政务是明面上的刀山，那官场内部的倾轧缠斗，就是藏在暗处的陷阱，冷不丁就会让人遍体鳞伤。杜凤治在广东做官十几年，见多了高官起落、同僚沉浮，他在日记里慨叹：“官场风波，可云险恶，莫不用尽心机，真如枪往刀来，性命相扑者也。”
广东官场的派系之争，向来以督抚为核心，布政使、按察使这些省级副长官紧随其后，层层牵扯，水火不容。杜凤治刚到广东时，就撞上了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的激烈争斗（晚清督抚权力膨胀，相互掣肘是常态），连署理按察使蒋超伯都卷了进去。
督抚不和，底下的官员就成了任人摆布的棋子。杜凤治因为在广宁闹考案中受过蒋益澧、郭祥瑞的关照，被瑞麟顺理成章划入 “蒋郭之党”，遭了两年的冷遇和刁难，仕途跌到谷底。
那是他宦海生涯最无助的时候，他在日记里绝望地哀叹：“何苦如此？所为何来？若回头有路，三百水田，决不干这九幽十八地狱营生也！”可不干又不行，一大家子要他养，还欠着几千两高利贷没还完。
这种派系缠斗，哪里分什么对错，只看你站没站对队伍。败者的下场，往往惨不忍睹。道台华廷杰深得巡抚李福泰信任，却入不了总督瑞麟的眼，李福泰一调走，华廷杰在广东官场立马没了立足之地，只能黯然辞官；
曾任南海知县的陈善圻，靠着李福泰的庇护步步高升，将军长善想参免他都没能成功，可李福泰一走，陈善圻瞬间从 “红人” 变成 “黑人”，仕途戛然而止。
杜凤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留下句肺腑之言：“官场险恶，广省尤甚。一失所恃，立见升沉。”
到了后来，广东官场的倾轧，早就超出了政见之争，变成了纯粹的利益之争、意气之争。盐运使钟谦钧能因为一点小事就对州县官摆脸色，按察使周恒祺会因为下属没送程仪（古代官员间的礼节性路费 / 礼金），就在总督面前百般诋毁；连督抚的亲属、门房都能借着权势作威作福，明目张胆收受贿赂。
杜凤治赴任前去总督衙门辞行，就因为没带门包，督署的门政连禀辞手本都不肯代递，直到谈妥数额、交了银两，才肯通报（这个谈价的过程也挺有意思）。在这片土地上，官员们看似衣冠楚楚，实则个个如履薄冰，今天你把我捧上高位，明天我就可能把你参下台，哪里有什么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晚清官场，最苦的其实是州县官。当时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道尽了州县官的心酸：“前生不善，今生州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
州县官是大清官场的底层，也是最憋屈的角色。上有督抚、藩臬、道府层层压制，下有书吏、衙役阳奉阴违，还要在士绅、宗族、盗匪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两头受气是常事。
杜凤治刚任广宁知县时，既要完成督抚定下的征粮指标，又要安抚当地士绅，稍微有点差池就被人上控；在四会任上，政务虽说简单些，却要应付上司各种没完没了的摊派与差遣；
调任南海知县后，作为附郭省城的首府首县，更是要小心翼翼伺候一众省级高官，送礼、应酬、赔笑，样样都不能少，单是总督衙门一年的打点费用，就超过万金（约1114万元）。
身不由己，动辄得咎，这是州县官的又一重苦。上司们的意见常常相互矛盾，可没人愿意担责任，一旦出了事儿，板子全打在州县官身上。
杜凤治在南海任上，就因为缉捕盗匪的事被按察使张瀛针对，明明是按规矩办事，却被百般挑错；佛冈发生土匪抢劫案，总督刘坤一不问缘由，直接把善后的烂摊子推给杜凤治，明知佛冈是个没人愿意去的苦缺，却容不得他推辞。
想要在广东官场立足，不懂权术、不会钻营可不行。肇庆知府郭式昌曾私下提点杜凤治：“（君）太认真太直性，官场不可与人有真性情，广东更甚，治民不可一味正道，如开古方，须要权术，如一味直道而行，究受亏不少。” 这话字字诛心，却道破了晚清官场的生存法则。
杜凤治刚入仕途时，性子耿直较真，吃了无数亏，后来慢慢学会了圆滑周旋，才总算在官场站稳了脚跟。
他们拿着微薄的俸禄与养廉银，却要承担无穷无尽的责任。想要活下去，就得想办法捞钱、送礼、编织关系网，可一旦踏入贪腐的泥潭，又会被同僚抓住把柄，陷入恶性循环。
杜凤治在广东做官十几年，勤勤恳恳，自诩 “不敢刻不敢贪”，可到头来也不得不靠各种灰色收入维持开支，有时还会亏钱，甚至向银号借贷。这不是个人的堕落，说到底，是制度的悲哀。
说广东官场是 “苦海”，可偏偏无数官员挤破头也要来广东做官，杜凤治自己也是如此。哪怕屡屡在日记里哀叹 “官场如戏场”“官场如抢如夺”，哪怕被派系缠斗折磨得心力交瘁，他依旧硬着头皮往前走，直到年近七旬，妻儿病故，靠山也没了，才下定决心辞官归乡。
究其根本，无非是广东虽险，却是块 “肥肉”，肥缺遍地。南海、肇庆、广州这些府县，赋税丰厚、厘金充足，只要能坐稳位置，就能捞得盆满钵满；哪怕是偏远的罗定州，也能靠着节寿礼、下属的孝敬维持体面。在大清，做官本就是读书人最能光宗耀祖、谋取利益的出路，广东虽险，可那份诱惑，是其他省份比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广东官场的险恶，从来都不是孤例，而是晚清整个官僚体系的缩影。从乾隆年间开始，科举壅滞，捐纳大开，军功又挤占了大量官缺，官场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吏治崩坏、内卷严重、派系倾轧早就成了常态，广东不过是把这种险恶放大到了极致。
杜凤治的宦粤经历，不过是晚清万千官员的一个缩影，他们在体制的漩涡里挣扎，在利益的泥潭里浮沉，身不由己，也无可奈何。
学政杜联问 “何日得摆脱离此苦海”，可对晚清的官员而言，这苦海，从来就没有彼岸。大清的吏治，早已从根子里烂透了，广东官场的明枪暗箭，不过是这个王朝走向覆灭的前奏罢了。
细品杜凤治的日记，才真正读懂晚清官场的万般复杂与身不由己。诸位读者不妨扪心自问，倘若换作你身处晚清，出任一任广东知县，直面盗匪横行、士绅掣肘、派系倾轧这三重重压，当真能在官场里稳稳站住脚跟吗？是坚守本心、直道而行，还是随波逐流、妥协将就？这道题，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更谈不上轻松二字。
【广东官场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 杜凤治如何在派系缠斗中活下来？下一篇，揭秘晚清官场最强站队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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