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对蒋介石来说，绝对是一段看不到希望的黑暗日子。三大战役惨败，精锐主力损失殆尽，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半个中国。
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南，他飞到重庆，亲自坐镇指挥，试图以四川的天险为依托，负隅顽抗。
然而，就在这最要命的关头，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噩耗传来：他不久前亲自任命的“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司令”范绍增，竟然在四川渠县通电起义，而且号称手握四万大军！
四川袍哥大佬
说起范绍增，很多不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陌生，但如果提起他的外号“范哈儿”，在四川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个“哈儿”在四川话里，有点傻乎乎、愣头青的意思。范绍增也乐于在公开场合表现出这种大大咧咧、没啥心机的样子，久而久之，“范哈儿”的名声就传开了。可你要是真把他当成一个头脑简单的“哈儿”，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范绍增不仅仅是旧军阀，更是一个在四川民间影响力巨大的袍哥大爷。
袍哥，是清末民初在川渝地区势力最为庞大的民间秘密社团，其组织严密，成员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从贩夫走卒到军政要员，无所不包。
而范绍增，正是袍哥组织中响当当的人物，他在会中的地位和声望，让他拥有了一种官方权力之外的巨大号召力。
只要他振臂一呼，无数袍哥兄弟都会视其为“舵把子”，甘愿为他效力。
除了袍哥这层身份，范绍增还曾是川军中一位战功赫赫的师长。他虽然因为和蒋介石的矛盾，在抗战后被明升暗降，解甲归田但他带出来的那些旧部，个个都对他忠心耿耿。
这些人虽然散落在川东各地，但只要老长官一句话，他们就能立刻重新聚集起来，成为一支有战斗经验的骨干力量。
蒋介石的豪赌
时间来到1949年9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邓大军的指挥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大西南挺进。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西南一隅。蒋介石飞抵重庆，孤注一掷，他计划利用四川复杂的地形和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组织起所谓的“游击反共救国军”，拖住解放军的脚步，为自己争取喘息之机。
在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刻，用谁来组织这支地方武装呢？蒋介石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范哈儿”身上。他当然知道范绍增对自己心怀不满，两人过去就有不少过节。
但他也清楚，范绍增在川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情急之下，蒋介石决定赌一把。
他亲自召见了范绍增，当场给了他一个极其诱人的头衔，“国防部川东挺进军总司令”，并且授权他，让他“迅速在四川组建起4万人队伍”。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蒋介石的这纸任命书，等于是给了范绍增一张官方盖章的“招兵买马许可证”。
范绍增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蒋介石这是病急乱投医，想利用他当炮灰。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满口答应，领了委任状和一笔经费，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川东大竹县。
蒋介石以为自己下了一步妙棋，殊不知，他亲手将一把上了膛的枪，交到了一个随时准备调转枪口的人手里。
这，就是范绍增能拉起队伍的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他有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合法授权。
范哈儿是如何拉起队伍的？
有了蒋介石的任命，范绍增的行动就变得名正言顺了。他回到川东后，立刻将“川东挺进军总司令部”的牌子挂了起来，广发“英雄帖”，招兵买马。一时间，川东地区风起云涌，各路人马纷纷前来投奔。
他的队伍构成非常复杂，主要有这么几类人。第一类，自然是他的袍哥兄弟和旧部亲信。这些人一听到老大哥、老长官重出江湖，二话不说，带着人马就来投靠。
这是范绍增部队的骨干和基础。
第二类，是国民党军队战败后被打散的溃兵游勇。这些人在当时叫苦不迭，没了依靠，听说范司令招人，管吃管喝还发军饷，自然蜂拥而至。
第三类，是被裹挟进来的地方民团、乡勇甚至无业游民。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跟着一个有实力的军头，总比自己单打独斗要安全得多。
为了壮大声势，范绍增甚至不惜变卖家产，用自己的钱来购买武器和粮食，解决部队的后勤问题。
这种仗义疏财的举动，更让他在民间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就这样，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范绍增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号称组建了“10个纵队、10个独立支队”，对外宣称有四万多人。
一封来自老熟人的密信
队伍拉起来了，但范绍增心里清楚，给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卖命，无异于螳臂当车。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早已失望透顶。
那么，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是跟着老蒋一条道走到黑，还是另寻出路？范绍增陷入了深思。
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在积极地对他进行争取工作。中共川东地下党的同志，通过各种渠道与范绍增接触，向他分析天下大势，阐明共产党的政策。
其中，一个叫杨震东的地下党员，通过范绍增的外甥黄行伦，成功与他搭上了线，向他讲述了傅作义、程潜等人和平起义的光明前途。
而真正让他下定最后决心的，是一封来自一位“老熟人”的亲笔信。这位老熟人，就是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元帅。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人，与范绍增算是同乡，早年间还有过一些交情。
据史料记载，刘伯承通过秘密渠道给范绍增送去一封亲笔信，信里的意思非常直接：建议范绍增利用手中的武装，在川东组织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大西南。
这封信对范绍增来说，简直是拨云见日。一方面，刘伯承的承诺给了他一颗定心丸，让他看到了起义后的出路和保障；另一方面，这也与他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意识到，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人民这一边，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多年的袍哥生涯让他明白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
此时此刻，历史的天平已经彻底倒向了共产党一边。
通电起义
主意已定，范绍增便开始秘密部署起义事宜。
1949年12月初，他将总指挥部迁移至川东重镇渠县三汇镇。这里地理位置关键，易守难攻，是发动起义的理想地点。
大约在1949年12月12日至14日这几天，范绍增召集了他的核心部将，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决定。随后，一份简短而有力的起义电文，从渠县发出，直达刘伯承、邓小平的司令部。电文大意是：“我率领陆部起义，愿为人民效力，正集结川东待命，请指示。”
范绍增通电起义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彻底震动了正在重庆垂死挣扎的蒋介石。
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川东屏障”，竟然成了插向自己后心的一把利刃。他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此时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他自己的逃亡都成了问题，根本无力去“平叛”。
范绍增的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在川东的防御体系，为解放军顺利解放四川乃至整个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么，这支号称“四万”的大军，最终的归宿如何呢？当负责整编任务的解放军第五十军前来接洽时，才发现这支部队的真实情况。部队人员成分混杂，纪律涣散，武器装备也是五花八门，与其说是正规军，不如说是一支庞大的地方武装集合体。
解放军本着团结一切可团结力量的原则，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改造和整编。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整训，遣散了大量不符合条件的兵员后，最终，从这支近七千人的起义部队中，挑选出了约两千六百名骨干人员，正式编入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成为第五十军第148师的一部分。
而范绍增本人，也因其起义贡献，被任命为解放军第五十军高级参谋兼第148师副师长，后来还担任了河南省体委副主任等职务，得以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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