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恐伤蝼蚁命
文/石清华
散步后去早餐时，碰到一中年男子直挺挺地跪在丁字路口一侧，旁竖一可折叠的广告牌。牌后站着一青衣花兜兜的女人，也许是看热闹的吧。
哦，这么年轻力壮。现在的社会，只要你勤劳，就衣食住行无忧。怎么不去找事做呢？心中的那份怜悯早已藏起了形迹。
酒足饭饱后出店门，沿梧桐树下的石板路返回。突然有只小麻雀扑棱棱地从枝头降落到地面，又扇扇翅膀欲飞高处，可怎么努力也只在地面挪移。哎，它也许羽翼未丰，试飞失败吧；也许有病在身，难上高枝吧。无论如何，也许其家人正翘首待归。我弯腰将其捧起放在花坛中的常绿灌木上，虽无法确定其是否可得救，但至少不会在路人脚下升天了。
重回丁字路口，那折叠广告牌边的男子换成了青衣花兜兜女人。依旧上身直挺、脑袋低垂地跪着，先跪着的男人不见了，他们在玩什么游戏？而今的时代呀，令人目不暇给、眼花缭乱。我和平常百姓一样，也想去窥探个究竟。
驻足跪者前，但见其身边横七竖八地叠放着从五元到百元大小不等的钞票，其上用一根随手捡来的枯枝压着。可能是好心人担心票子被轻风摄去而为之吧。
折叠牌子上说是孩子患了白血病，得移植骨髓才能有救，需要各种费用80余万元。对于打工的父母来说，那是个天文数字，但又舍不得可怜的孩子。求各位走过路过的好心人，帮忙救救孩子吧。人们读得潸然泪下，欲走不能。
牌子底端地面上，有用拾来的碎石压着协和医院的诊断书、预计费用告知单、不同地方政府的证明，却没有求助者的身份证或是复印件，也没有小孩卧病之照，这可能属于个人隐私，不宜公开吧。
曾被人称为铁石心肠的我，呆呆地站着。自己在当放牛娃饿得低声抽泣时，地主遗孀李大婆看见，给了我一碗白米饭。六十年过去，还清晰地记得那情景、那美味。能独立谋生之后，就发誓不伤害他人、不让遇到我的乞讨者或是求助者空手而去，哪怕只给一角钱。汶川大地震时，电视报刊不断更新、连篇累牍的画面、报道，看得让人揪心、暗自落泪。当请求捐助的信息传遍大江南北时，尽管我也只是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却毫不犹豫地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并没有立地成佛之念，却有心狠的时候。在当班主任这官儿时，班上有个很聪明的学生张小东，有次早自习时即趴在课桌上沉沉睡去。经调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寝之后，他把床单撕成条结成长绳从三楼吊下去，到街上游戏室打了一整夜游戏，早晨随走读生一同到教室。我请来其父母，将人证物证、一把将散的细竹苗扫帚带到还没人的办公室。向其父母说了许多道理之后声明：教育不是万能的，棍棒底下出好人是没错的。其父怒目圆睁、青筋凸起，一把将我和他的妻子推出，关上门。喝令儿子脱得只剩裤衩，扯下扫帚苗，浑身上下左右开抽。小东双手抱头求饶，直抽得四肢两面、前胸后背满是鲜红的血印。其母在门外不停地抹泪，我则高声安慰：“裁缝师傅打狗——有尺寸的。打疼了，才会记得住。”直到小东身上鼓起了条条血梗，我才拉走其父。小东的妈妈送了一个星期的药，后来再也不玩电子游戏且很努力。考上大学后他的母亲与我开玩笑：“老师，感谢您的铁石心肠，要不是那么狠，俺的小东就毁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手机却把口袋里的钱挤走了。因而有时乞讨者遇到我却空手而过，以至有些难为情的。后来乞讨、寻求资助者也携带多种可扫之码，可诈骗的手法也随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弄得即使想解囊相助者也不敢轻易出手了。
我正胡思乱想的当儿，来了一位与跪者年龄相仿的妇女，和气地问：“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跪者口齿不清地说了几个字。
“没听清楚，能再说一次吗？”
跪者稍稍抬一抬头，一字一字地说：“恩施的。”
“恩施什么地方的？”
“宣恩县的。”
“我也是宣恩县的，你住在什么镇？”
跪者似乎只说了一个大字后便不能说了。
“听口音你不像是宣恩本地人。”
“我是嫁到宣恩的。”
这时先跪的那个男人手里拿着两个刚买的馒头，递给跪着的女人一个，满是悲戚地说：“她是我老婆，我们是大溪镇的，”
“你们在武汉打工吗？”
“是的。”
“你们在武汉打了几年工？孩子几岁了？”
“打了三年工，孩子快四岁了。”
“你们像这样筹集80万元是很难的，还可以找当地的各级政府，他们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一些问题。”
“找了，说是要我们等待。”
想到病恹恹待救的孩子，许多猜测销声匿迹，我们应该敬畏生命。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这种观念愈加坚定。如看到路边奔来跑去、热闹游戏的蚂蚁，则绕几步而过，也不打扰它们的欢乐。但碰到侵扰的吸血蚊虫，却力求彻底消灭。不知别人是不是这样。如果是，也不知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这对夫妻即使没有孩子要救，也不算诈骗，凭那一跪，哪怕被愚弄也认了。我不自觉地摸了一下空口袋，拿着手机找店老板扫几十元现金给求助者。老板似乎有点儿不情愿：“你可以扫他们的码呀。”
“呵呵，不敢扫。”
老板笑一笑：“那你扫吧。”随手递给我现金。
求助的男人双手合十、低头轻声：“谢谢大哥。”
（2025年12月19日）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