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难得叔
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对穆连成敲骨吸髓，后者不堪承受而卷款出逃，余则成第一时间跑来报告吴敬中：“穆连成现在住在奈良，所有的财产都转移过去了，听说光古董和字画，就装了五间房子！”
闻听此言，吴敬中后悔得连牙都快咬碎了：“我当时手软了！”
吴敬中是什么人？老谋深算，心思全在捞钱上。他知道自己手不能脏，得找个又可靠又精明的人替他干这些事。
余则成就是那个“天选之人”：能力强，会来事，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的前程和安危都捏在站长手里。
这两人，一个提供权力庇护，一个负责具体操作，是条相互利用又心照不宣的利益链。
吴敬中一个天津站长，少将军衔，官不算顶大，凭什么？因为他背后站着局座戴笠。
艺术照进现实，有时候比剧本还冷。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卷等文物被倒卖事件，就让人不由得想起《潜伏》里的这对“搭档”。
如果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比作那个在前台办事的“余则成”，那么，谁是背后稳坐钓鱼台、甚至可能后悔“手软了”的“吴敬中”？
谁又是那个能让这一切运转多年、举报石沉大海的“局座”？
事情的内核，比一部电视剧要沉重千百倍。
最初，是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卷等五件书画，在南京博物院下落不明，家属苦苦追索无果。就像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后面牵扯出来的，是一个可能庞大得多的文物黑洞。
最震动人心的，是一封沉寂了十三年的举报信。南博退休员工郭礼典老人，联合了42名前南博的资深干部职工，实名举报徐湖平盗卖国家文物。他们列出的，不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而是一桩桩具体得让人心惊的往事：
比如，指称徐湖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私自撕开了存放在南京朝天宫的、原故宫南迁文物的封条。那是2211箱历经战火、颠沛流离才保下来的国之瑰宝，封条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和历史的封印。他就那么撕开了，从里面“挑宝贝”。
再比如，他们举报徐湖平将真正的国宝，指使鉴定专家定性为“赝品”，然后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自己分管的江苏省文物总店。紧接着，这些“赝品”又会流转到他儿子在上海经营的拍卖公司，最后高价售予法国商人或各路文物贩子。一条从公家库房到私人腰包的“生产线”，被描述得清晰无比。
举报信里还说，为了织就保护网，徐湖平将一些书画送给了各级领导，其中点名提到了2004年就已落马的江苏省检察院原检察长韩建林。
42个人。
这不是一两个心有怨气的员工，这是一群在文博系统干了一辈子的老人。他们熟悉库房，了解流程，懂得文物的价值。他们集体站出来，赌上自己的名誉和晚年安宁，持续举报了十三年。
这本身，就是一件沉甸甸的、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能把这样一群人逼到这一步，被举报者的人品与作为，可想而知有多卑劣。
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十三年来，这封承载着42人血泪控诉的实名举报信，如同泥牛入海。仿佛有一只无形却力量惊人的大手，死死捂住了盖子，掐住了发声者的喉咙。
所有的制度化投诉渠道，全部失效。如果不是这次《江南春》事件偶然曝光，引发舆论海啸，郭礼典老人的声音，或许将永远沉寂下去，带着那一代文博工作者的悲愤与绝望。
这十三年的沉默，在一个标榜法治的社会里，是比任何具体罪行都更令人恐惧的现象。
它意味着，在关系网面前，制度可能形同虚设，监督全面失灵。它无声地宣告：这里有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领地”。
现在，风暴的中心，似乎聚拢在徐湖平一人身上。一个退休二十多年、年届八旬的老人。字是他签的，画是他经手的，他儿子从事的行业与他的权力范围高度重合，他家里据说还有不少真假难辨的文物……所有的线索，好像都指向他这个“前台掌柜”。一切似乎都可以解释为：一个贪婪的“蠹虫”，利用职权，监守自盗。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一个博物馆院长，哪怕再胆大包天，他能独自完成撕毁国宝封条、操纵专家鉴定、打通商业拍卖链条、并抵挡住十三年不间断的实名举报这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吗？
他需要多少双“视而不见”的眼睛，需要多少道“畅通无阻”的关卡，又需要多么牢固的“遮风挡雨”的保护？
《潜伏》里，余则成敢那么干，是因为他知道吴敬中会保他，而吴敬中敢让余则成那么干，是因为他知道戴笠是他的靠山。
那么，在南京这座古城里，围绕着那些无价之宝，到底编织了一张怎样的网？谁在提供“封条”？谁在充当“保护伞”？谁，又在享受着最终的“红利”？
目前，江苏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都已成立工作组，奔赴南京调查。这是迟来的关注，也是亿万双眼睛的期待。我们期待调查能穿透迷雾，不仅抓住那个“余则成”，更要捋清整条利益链，找到那些默许的“吴敬中”和背后的“局座”。
文物，是民族的记忆，是历史的血脉。
博物馆不是你们家的库房。
那些被撕开的封条，封不住天下的悠悠众口；那十三年的沉默，压不垮人们对正义的渴望。这件事，查的不仅仅是几幅画的去向，更是这个社会守护宝贵遗产的决心，和维护制度尊严的公心。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无声国宝的继承人。它们的每一次流失，都是我们共同记忆的一次残缺，都是我们对子孙后代欠下的一笔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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