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小季
在所有研究《红楼梦》的现代作家里，张爱玲显得格外不合群。
她既不热衷为曹雪芹“洗白”，也不太在意《红楼梦》作为民族经典的光环。她真正好奇的，只有一件事：这部书最初写成时，是什么样子。
所以她在《红楼梦魇》中反复提到一个概念——“旧时真本”。
这并不是版本学意义上的“完本”，也不是后来学界关注的脂本、程本之争，她是想找到一种更原始的东西：作者在尚未学会修饰、也未被现实反复校正之前，写下的那一层文本。
张爱玲甚至说过，《红楼梦》像是“天才的横剖面”。这句话乍听是赞美，细想却是清醒而冷酷的：
横剖面意味着血肉外露，意味着不完整，意味着你能清楚看到一个天才在不同阶段的能力与局限。
她要找的，正是那一刀最初落下的地方。
这一点都不奇怪，张爱玲深恨“红楼梦未完”，极端不满意《红楼梦》的“艺术完成度”，自然更不喜欢当下《红楼梦》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
她在书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传世的《红楼梦》结构愈发工整，政治逻辑越来越完整，抄家、官场、制度性衰败被写得清清楚楚，但与此同时，小说最初那种尖锐、近乎不留情面的残忍感，反而被冲淡了。
用她的话来说，后期版本有一种“写得太懂事了”的感觉。
在她的理解中，早期的《红楼梦》并不是一部“家族兴衰史”，而更像是一部性格如何自毁的记录。败落不是来自制度清算，而是日常生活中一点点的腐蚀——放纵、依赖、情感的失控。
这正是她执着于“早本”的原因。
张爱玲最引人争议的地方，在于她对结局的重构。
在她的推断中，宝玉并未出家，也没有获得象征性的超脱。他在黛玉、宝钗相继离世后，鳏居多年，最后与史湘云成婚，一路跌到社会底层，甚至“在都中拾煤渣为生”，夜宿街卒的木棚。
这是一种极其现实、甚至近乎羞辱的下场。
但恰恰是这种结局，才符合她对曹雪芹创作气质的判断——不是给人物安排意义，而是让他们承担后果。
她的推论当然是有本可据的。
她高度重视脂砚斋批语中反复出现、却在现存文本中消失的内容。
比如多次提到的“狱神庙慰宝玉”。脂批明确说这是正文，却在传抄过程中遗失。张爱玲据此判断，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监狱，而更像抄检期间的临时拘押之所。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节点重新出现的人物——茜雪和红玉——并非核心角色，却在“事败之后”回到宝玉身边。这不是煽情，而是作者对“情义”的一次重新定义。
显赫时的热闹，当然抵不过落魄时的陪伴。
但总体上，张爱玲更重视那些“没有被浪漫化”的人物。
袭人，是她眼中少数真正“有始有终”的角色。无论版本如何调整，袭人离开宝玉、嫁给蒋玉菡这一结局从未被推翻。所谓“花袭人有始有终”，在张爱玲看来，并非颂扬，而是一种冷静的完成。
惜春的出家，在她的理解中，也不是悟道，而是脱身。是一种在结构崩塌之前，提前离场的选择。
这些判断，指向同一个核心：
《红楼梦》真正残忍的地方，不在情深，而在退路的稀缺。
张爱玲寻找“旧时真本”，并不是迷信原貌，而是在确认一件事：
曹雪芹最初写这部书时，是否足够冷，足够狠，也足够诚实。
在她看来，后来的一切修订当然也很好，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替作者消解了那份早期该有的荒凉。
而《红楼梦》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它最终成为了经典，恰恰是因为它容许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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