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五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隆庆和议”，双边关系由战转和，边市重开，互惠往来。
然而，表面上的和平协议并未能彻底终结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尤其在辽东一线，战事依然频发，形势严峻。李成梁出任辽东总兵之前，短短十年间，竟有三位明朝辽东军事统帅接连战死沙场——殷尚质、杨照、王治道相继殉国，足见该地区战况之惨烈、局势之动荡。
这其实要从蒙古的万户讲起。
达延汗在基本完成统一之后，把各小部落合并为万户（万户大致就是部落的意思），按传统习惯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喀尔喀、兀良哈，大汗驻牧于察哈尔万户境内，直接统辖左翼三部。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由大汗派驻于鄂尔多斯万户境内的济农行使管辖权。济农就是“副汗”的意思，这么重要的位置都是由大汗的兄弟或者儿子担任。
达延汗封万户的实则跟中原王朝的分封制很相似，这让每个万户都拥有相当的实力，而且济农在实力上甚至不输于大汗。分封制的弊端在此不必多讲，中原王朝有太多这样的故事，达延汗去世之后冲突很快就发生。
土默特俺答汗逐渐成为右翼三万户的首领，而左翼三万户则由土蛮汗率领，双方之间明争暗斗，由于俺答的强势，所以土蛮汗虽然是名义上的蒙古之主，也不得不东迁以避锋芒。
那这里又有新问题出来了，既然俺答可以和明朝达成合议，为何左翼三万户不和明朝达成合议呢？
其实土蛮汗等也是想和明朝达成合议的，毕竟不用战争就能得到经济上的满足，这对他们来讲同样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万历武功录》里面记载，土蛮汗在临死的时候说：
吾甚愧（互）市未成，反不若俺答子孙得长王胡中，岁时佩黄金印两肘间，大如斗也。
这句话表明了两点：一、土蛮汗是想要像俺答那样入市的；土蛮对于俺答被明朝封王一事内心是羡慕的。
而土蛮汗也一直在用行动表达自己是迫切想要入贡的。在《万历武功录》记载的土蛮求贡多达五六次，但都没有成功。土蛮曾派人到广宁请求入贡，明朝当然不能如此轻易地同意。后又派使者莽惠来求入贡。明朝也派通事姜玉祥告知土蛮汗：
往俺答缚赵全百十余辈来请，今诚欲如前事，当执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暖兔、长兔款塞，然后许可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土蛮传》
速把亥为泰宁部落酋长、黑石炭为土蛮汗的叔叔、炒花是达延汗的曾孙，也就是说明朝要的人要么是土蛮汗的亲属，要么是部落酋长，这样的条件，土蛮汗又如何可能答应？
明朝难道不知道自己的条件根本不可能达成吗？当然知道。但明朝与俺答的和议达成，土蛮势孤，明朝在辽东的战事中，逐渐取得了有利的地位。随着谭伦、戚继光、李成梁等一大批熟悉边疆事务且有着非凡才干的官员在中央和蓟辽任职，明朝已经摆脱了在对蒙战事上的屡战屡败。既然拳头上硬了，那么谈判桌上的漫天要价也就理所当然了。
不久，土蛮又派使者，大意是愿意每年派遣300人的使团入贡，要求明朝用银锅、银碗、银项圈、银花、缎匹赏赐，不然骑兵随时犯边。这样带着威胁性的条件，明朝不可能答应。土蛮面对明朝的要价，没有采取低姿态，反而以武力胁迫，明朝又如何可能答应呢？正如瞿九思所说：（土蛮汗）欲以兵要挟我，我谁从哉？
而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决策者是首辅张居正。他在与辽东巡抚张学颜讨论此事时说，见（《张文忠公全集》，《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迫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钩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东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我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
张居正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他的眼光看得更远，从整个北部边疆的局势上来看，俺答汗是千辛万苦才得来互市，张居正要求土蛮汗同样放低姿态，用行动表明诚意，这是和谈的前提，没有达到是不可能和谈的。二、在与俺答达成协议之后，张居正认为土蛮势孤，并不能成为明朝的大患，所以明朝并不惧怕与土蛮交战。
对于不能入贡互市，土蛮是极为恼怒的，因为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上受损，在政治上也大受打击：俺答都能入贡互市，而土蛮汗作为蒙古名义上的共主，竟然无法达成。所以《明史·李成梁传》中说：
是时，土蛮屡求贡市，关吏不许，大恨。
后面的事，大家就很清楚了，东蒙古和明朝在辽东打得死去活来，双方消耗极大，而建州女真也趁机崛起，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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