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新探——首届长白山〈周易〉论坛文集》，鞠曦主编，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12月版
我把《周易》与《易传》合在一起统称为《易经》。因为，在实际引用中，几乎大部分谈“易”者，似乎都把《周易》与解释《周易》的《易传》看成一体，统称为《易》。我在后文中，称《易传》是对《周易》的种种“精解”。就是说，谈“易”者，都似乎承认《易传》解释的权威。然而，《易经》的研究至今仍然谜团丛生。为什么？这是因为《易经》是动态整体之宇宙观，充满了“不确定性”。卦爻符号的神秘性，卦爻辞的诗意性，六爻的层次数字，也别具含义。所谓“诗无达诂”，其中的“卦爻”、“数字”也“无达诂”。因此，《易经》研究的困难，在于只能追求“不确定的确定”。
至于以下几点思考，我是否能回归到“本真之我”，使自我成为“绝对起源”（法国知觉现象学家梅洛·庞蒂语），就是说，不受身心内外干扰。这实在不敢说。请文友批评。
一、“易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源头活水
我很赞同王阳明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从最高层面看，即从道的层面看，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差之毫厘”。就是说，没有本质差别。用庄子的话说：“道通为一。”或者说，三家都归结为中国之“体道”与“道思”。“体道”之道与“道思”之思，又归结为老子的“有生于无”之天道与妙思。正是“有生于无”之思，可与现代天体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和量子力学的“量子纠结”理论相通。对此，老子的另一表述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老子这一“道之为物”思想，可能源于《易经》所表述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动态整体生成观。何谓太极？《易传》对太极的解释是“无极生太极”。中国传统说法，《易经》是儒道共同的经典。禅寺与道观里不念《易经》是事实。但就学术研究与文化修养而言，有大成就的禅师以及道教大德，没有不通《易经》的。可见，说《易经》是儒释道三家经典也不为过。实质上，中国儒释道三家乃至中国思想文化整体，都与《易经》之思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研究《易经》，不能不与儒释道乃至整体中国文化相对照。
二、《易经》的文化思想魅力
《易经》自产生后，中国历代学者对之研究的热情就一直不减，到了近现代，这种对《易经》研究的热情还风靡境外多国，而且扩张到许多领域。例如超越人文研究，进入自然科学研究的视野。这种研究，被称为“自然易”。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要从《易经》这部书的特殊品格来回答问题。首先，《易经》在世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多维编码”。例如，不仅有文字符号，还有卦爻符号和数字符号。从书的内容看，此书可谓周代包括部分先周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具有博大深邃的内涵。可见，《易经》“多维编码”之奇特，内容之深邃古奥，特别是又为悟性的“象思维”之构思与支撑，所谓“观物取象，而象以尽意”，使它能一直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兴趣。至于卦爻符号的神秘性，卦爻辞的诗意性等等，也使人浮想联翩。因此，只要对《易经》认真研读，总能受到创新的启迪。
中国近现代易学分两大派，象术派与义理派。尚秉和先生是象术派的代表，著有《周易尚氏学》，强调象术即以阴阳爻为基础的卦爻为易学根本，而卦爻辞是解释卦爻的内涵及其意义，从属于卦爻象术。而义理派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强调卦爻辞为易学根本，认为没有卦爻辞，卦爻的象术就是不可解的“天书”。两派在争论中，各有根据和道理，分不出胜负。虽然未分胜负，但这种至今从未停止的争论，却给易学研究的深入不断提出新课题。如阴阳卦爻的神秘性及其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以及卦爻与汉字产生的关系等问题。
三、“忧患意识”的千古警示
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需要来看，《易经》所蕴含的思想仍然非常值得重视，可研究发挥的节点很多。例如，“忧患意识”是《易经》最早明确提出来的。正是《易经》首先提出的“忧患意识”思想，给中华民族长久发展奠定了可能长治久安的战略基石。周文王在羑里演绎《周易》后，武王伐纣胜利并建立周王朝，文王所树立的“忧患意识”这块思想基石，主要是为了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后来在历史中对“忧患意识”所作的种种具体表述都是对文王这一思想的继承和丰富。如说“居安思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对照现实，有些人自我膨胀，有些人又追求“娱乐至死”，可以说，这些都从反面证明“忧患意识”具有颠扑不破的真理性。
人来到世间，为什么要有忧患意识？这还要回到人本身的问题。在西方谚语中，对人的看法是：“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中国禅宗也认为人性是二重的，既有世俗人性之恶，也有被世俗人性包裹的佛心。禅宗的二重人性，与上述西方谚语所说的天使与野兽二重人性，其本质是一样的。人们一旦失去警惕，缺乏“忧患意识”，就会让某些人性邪恶的人，掌握主宰社会的权力，就会给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带来大灾难。
四、人之生与万物之生
在《易经》提出“生生之谓易”之后，儒释道三家也都提出了“重生”的思想和如何生的问题，以及肉体朽灭后灵魂安置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①表明儒家首先重视人生如何。至于死后的事情可先不予考虑。如何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而，李清照诗言：“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又属于儒道佛哪家？我认为，主要还是属于儒家。儒家的“仁义”之道，要求这样对待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人杰”，不能不如此，而且这也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一致。至于说“鬼雄”，不过是把“人杰”之精神强化到死后也当如此而已。但是，这与《论语》所说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有些矛盾。也许李清照的“死亦为鬼雄”所描述的楚霸王项羽，更像屈原《离骚》所表现的态度，沿袭古楚国风俗，怀有对神灵鬼怪崇拜之心而与正统儒家有所不同。
儒家乐生哀死，主张人死厚葬，子嗣在家守孝三年，与道家确实不同。道家的态度，乃是对生死都持平常心。生可求“逍遥”之乐，死亦求“法自然”之安适。庄子妻子亡，庄子甚至“鼓盆而歌”。道家认为，生于道，死回归于道，皆“道法自然”。这在《庄子》一书“养生主”、“德充符”等篇皆有生动的具体描述。
那么，佛家又如何看待人之生？著名的日本开悟禅师铃木大拙认为，中国禅宗的初祖不是达摩，而是六祖慧能。这一打破传统的看法，我很赞同。虽然唐代分南禅北禅。南禅以慧能为首并以其流派影响为主，而北禅当时则以神秀为首并以其流派影响为主。但是后来北禅逐渐式微，都归宗慧能一派。这在《六祖坛经》记载中就已显现。特别是后来中国的佛寺，大多归宗六祖禅的禅寺，可作证明。
中国禅宗对人性的看法是二重的。即世人有世俗人性一面，又有心含佛性一面。只不过是，大多数人的佛性都被世俗人性特别是人性之恶所包裹，不能显现。禅宗就是要破除世俗人性的包裹，使人回归佛性。“即心即佛”这一禅语，说的就是这件事。就是说，一旦经过修炼，开悟，回归本心，就成佛了。这是中国禅宗佛教与南亚如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原教旨佛教不同的特点。这一特点表明，中国禅宗佛教的文化乃根基于《易经》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内在超越”之思。南亚佛教，也包括西方基督教等所崇尚的，则是“外在超越”，佛、神和天国都在“彼岸”，与现世隔绝，只有经过在现世苦修赎罪，才可能实现“外在超越”，到达佛、神之天国。而禅宗则坚持，经过“内在超越”的修炼，开悟，就可“立地成佛”。
《易经》关于“生”的描述，更加博大深邃。《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所说的“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生。特别是包括宇宙的本源之生———天地人三才一体相通之生。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之生与万物之生的关系问题，以及其本源之生的问题，在《易经》中已被提出。这个问题的重大，从今天人之生与万物之生的关系陷入极度紧张状态，已清楚可见。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关乎当下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之一。从近年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发，北极冰川正在消失，等等，也已见端倪。愚蠢的人们，只看到北极冰川融化后新航道的便捷，却避谈大片陆地随之消失及其引发气候与生态破坏的大灾难。
如果说动物之生，有其任性，不能控制自己。反观人类，也没有完全走出动物界，至今也难以控制自己。显然，对于地球之为幸福人生园地的守护，需要人类弃绝“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而能适度自我控制。但是，今天的人类，其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都失控了。人欲横流，物欲无限膨胀，“唯科学唯技术”思潮泛滥，认为理性至上、科学技术万能这种科技迷信，已经致使人类大难临头，却还茫然麻木不知。可叹也！
五、《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内在外在超越
如何看待《易经》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易经》虽然还披有一层“巫术”性文化外衣，但与其他巫术文化比较，《易经》实质上已经走出巫术的藩篱，成为中国早熟、整体、系统建构的伟大文化经典，乃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易经》具有的原创启迪性是无限的，永远不褪色。
从伏羲先天八卦到周文王演绎———叠卦成六十四卦并系卦爻辞之《周易》，中间经历三千多年。两位大天才伏羲、周文王，以及后来孔子等先贤写出对《周易》精解的《易传》（十翼），才成就了《周易》之今日形态———包括《周易》和《易传》两者的《易经》。其间，还产生了今已失传的《连山》、《归藏》等《易经》不同版本。今日称之为《易经》，实际上，乃是《周易》与解释《周易》的《易传》（即十翼）合起来之统称。
可知，《易经》之成书，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功夫，乃至经历三千多年各路天才不懈努力之功夫。天才的悟性及其不懈努力之功夫，乃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得以成就的根本。中西文化创造的共同点，都需要天才。但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还特别强调功夫。“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中国的“功夫论”，实际上是“象思维”之悟性的跃进运动，不断推动悟性奔向高层次高境界，从而成为中国文化发明创新的前提。这也是中国文化崇尚“内在超越”的表现。
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以往有些看法值得反思。如把西方文化的创造，简单归结为“外在超越”之推动，而把中国文化的创造，简单归结为“内在超越”之推动。今天看来，这种划分绝对化了。比较合乎实际的看法似乎应当是，中西文化创造都是内外在超越合作完成的。只不过是西方主要以“外在超越”为目的，中国主要以“内在超越”为目的。试想，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哪一项不是首先从改变思想观念的“内在超越”起步。只不过是，他们一旦实现“内在超越”就马不停蹄地推动“外在超越”的实现。如改变人性，使之从奴隶性、奴才性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新人，改变社会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和改变生产方式。从而改变自然和社会面貌，以利于人的物质与精神状况的改善。近代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内在超越”，而在于停滞在“内在超越”，缺少“外在超越”的追求。这不是“内在超越”的问题，而是多半停滞于“内在超越”未能继续前进的问题。
不过，当今天“外在超越”在理性至上、科学技术万能的科技异化狂潮推动下，经过祛魅，废除最高价值，人也疯狂起来了，以至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类，变得完全没有信仰，几乎野兽化了。一场全面自残的人类战争，已经能隐隐约约听到隆隆的炮声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如何自救？还要继续在无信仰的科技异化、科技迷信一条道上跑到黑吗？对此，难道人类不是很需要来一场新的思想之“内在超越”吗？不是很需要给整个世界带来和平安宁的“超人”出现吗？
末了以一首无题有感诗作为本文结语：
仰观俯察圣人出，
画卦系辞周易书。
文生天动天雨粟，
鬼危地陷鬼夜哭。
乾阳气通阿波罗，
坤阴神交酒神女。
大雾背后有晴天，
人间常态是风雨。
本文选自《易学新探——首届长白山〈周易〉论坛文集》，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来源：王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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