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新闻值得所有家庭尤其是年轻夫妻关注：托育服务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国家将为三岁以下婴幼儿的托育服务专门立法。这意味着，“入托贵”、“供给少”、“不敢托”这些难题，终于要被纳入法律的框架下系统解决了。
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托儿所少而贵。这意味着，无数妈妈要在孩子3岁前面临职场与家庭选择，无数家庭要在“事业上升期”与“孩子成长期”之间费心平衡。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深感这项立法非常有必要。它触及的，不仅仅是托育服务供给，更是公众对生育友好的期待。要知道，养育过程中有太多具体而微的难处了。
比如，每天下午四点是双职工家庭的艰难时刻，每一个幼儿园和小学门口都是“祖辈接送大军”，这是职场节奏与育儿时间表碰撞的真实写照。
又如，“完美育儿嫂”往往只存在于中介的口中，家庭要独自承担大量试错成本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阿姨。
再如，伴随学校“减负”，家长尤其是母亲客观上要承担起更长的陪伴时间，那么她的职场该由谁去“托”住？
因此，我们说，托育立法是坚实的第一步，但绝非终点。我们需要的生育友好，是一个立体的支持系统：
首先，时间有待优化：比如近年屡屡提及的弹性工作制，需要得到贯彻落实，至少能有课后服务“等一等”尚未下班的家长。
其次，要在经济上减负：托育服务应是普惠的、可负担的公共服务。
此外，育儿观念要改变：必须打破“育儿是母亲天职”的刻板印象，将它变成“父母共同的责任”和“社会共建的工程”。
最近，上海等地出现了“生育友好岗”，这是一个温暖的信号。当企业愿意为父母（而不仅是母亲）提供便利，当父亲休育儿假不再成为新闻，当城市的商场、车站、图书馆，随处可见母婴室，这些具体的改变会向年轻女性传递出信号：你们对生育的犹豫，社会看见了；那些沉重的成本，社会将尝试分担。
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其最终目的，并非简单地提高生育率。它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让“母亲”这个身份，不再与“自我牺牲”划等号；让一个家庭在享受养育的喜悦时，不必以透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精力为代价。
这条路还很长，但立法，让我们听到了发令枪响。
你对生育友好怎么看？你觉得现代家庭需要什么样的育儿支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原标题：《上观时评｜托育立法之外，需要什么样的生育友好？》
栏目主编：简工博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谢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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