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秋十九岁那年冬天,棺材进了门。

丈夫李文忠的尸骨没能从辽东战场上运回来,棺材里只放了他出征前穿的一件旧袍子。婆婆张氏抓着棺材哭晕过去三次,族老们站在院子里,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沈知秋身上。

“文忠媳妇,”族长李老太公拄着拐杖开口,声音冷得像冰,“按族规,守节妇人当居后宅西院,非年节不得出。你可明白?”

沈知秋跪在灵前,孝服下的手指抠进了掌心。她知道那西院——三间漏雨的厢房,一道上了锁的月亮门,进去的女人没有一个活过四十岁的。她们管那儿叫“贞节院”,可她知道,那是活棺材。

“孙媳明白。”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婆婆醒过来,突然扑过来抓住她的手:“秋儿,你还年轻……娘放你走,你回娘家去!”

“糊涂!”李老太公一跺拐杖,“李家三代为官,岂能出再嫁之妇?是要让整个县看笑话吗?”

沈知秋看着婆婆哭肿的眼睛,又看看灵前那盏长明灯。她想起文忠出征前夜,那个十九岁的少年将军红着脸说:“知秋,等我回来,带你去燕山看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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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叶没等到,等来了一件空袍子。

那天深夜,沈知秋在屋里发现了一根白绫——整整齐齐叠在枕头下。送晚饭的嬷嬷眼神躲闪:“老太公说……烈妇之名,可入族谱首页。”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飘起的雪。生或死,原来都是别人安排好的路。

住进西院的第七年,沈知秋二十六岁。

她学会了在夜里翻墙——西院墙根有棵老槐树,树干斜着长到墙外。每月初七,巡夜的家丁会偷懒去喝酒,那是她唯一的机会。

第一次翻出去时,她摔断了左手腕。接骨的郎中是个走江湖的老头,看她一身粗布衣却戴着上好玉镯,摇摇头没多问。那玉镯是文忠留下的唯一值钱物件。

“夫人这是要去哪儿?”老头一边包扎一边问。

沈知秋咬着布巾,额头上全是冷汗:“找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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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的找到了。城南有家绣坊收夜工,专绣嫁衣上的金线凤凰。绣一件二两银子,够普通人家吃三个月。坊主是个寡妇,看了眼她肿着的手腕,什么也没说,递过来针线:“慢慢来,疼就歇着。”

那晚她绣到天亮,挣了第一笔钱。回去时在巷口看见几个冻得发抖的小乞丐——都是战乱留下的孤儿,最大的不过十岁。

她把手里的两个馒头递过去。

最小的那个孩子抓住她的衣角,眼睛亮得像星星:“娘娘,你明天还来吗?”

就这一声“娘娘”,沈知秋的心像被什么揪住了。

崇祯三年,大旱。流民像蝗虫一样涌进京城。

沈知秋三十四岁了,在西院住了十五年。表面上看,她是最标准的节妇——素衣素食,每日在佛堂诵经,见了男子低头绕道。族里每年上报朝廷的节妇名册,她的名字永远排在第一位。

可没人知道,她夜里翻墙的本事已经炉火纯青。更没人知道,城南那座破败的观音院里,住着七十多个孩子——他们都叫她“娘”。

“沈娘子,这是新来的三个。”观音院的老尼姑慧净领进来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爹娘都饿死在路上了。”

沈知秋摸摸孩子的头,从怀里掏出荷包——里面是她这个月绣嫁衣挣的二十两银子,还有变卖最后一件首饰的钱。文忠留下的玉镯去年就当掉了,为了给孩子们买药。

“娘,狗蛋发烧了。”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跑进来,急得快哭了。

沈知秋心里一紧。去年冬天就有三个孩子没熬过去,她亲手埋的,坟头插了柳枝当墓碑。

“去请王大夫,”她把荷包整个塞给慧净,“用最好的药。”

慧净犹豫:“那下个月的米钱……”

“我想办法。”

她的“办法”是接更多的绣活。现在她一夜能绣两件嫁衣,眼睛在油灯下熬得通红,手指上全是针眼。有次晕倒在绣架前,醒来时慧净在抹眼泪:“何苦呢?这些孩子非亲非故……”

沈知秋看着窗外——几个大点的孩子在喂小娃娃喝粥,小心翼翼的样子让她想起文忠。如果他们有孩子,大概也会这样吧。

“都是命。”她只说了一句。

秘密在崇祯七年春天暴露。

李家要修祠堂,账房清点各房捐赠时,发现沈知秋名下连续七年每月支取二两“香火钱”,可西院的用度账上,这笔钱从没出现过。

族长李老太公已经八十岁了,抖着账本坐在祠堂正中:“说,钱去哪儿了?”

沈知秋跪在祖宗牌位前,背挺得笔直:“济贫了。”

“济谁?”

“无依无靠之人。”

“可有私通外男?”老太公的声音尖厉起来。

满祠堂的人都倒吸一口气。若坐实这罪名,是要沉塘的。

沈知秋抬起头,第一次直视族长的眼睛:“孙媳若有不贞,天打雷劈。但孙媳确实每月外出——去绣坊接活,去观音院送钱,去照顾一百三十七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死一般的寂静。

“多少?”老太公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百三十七个。”沈知秋从怀里掏出一本册子——那是她的账本,每一笔收入支出,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年龄、来历,清清楚楚。最后一页写着:截至目前,共救助孩童二百零九人,其中七十二人已学艺自立。

祠堂里炸开了锅。

“疯了!这女人疯了!”

“二百多个孩子?她哪来的钱?”

“定是偷了族产!”

李老太公颤抖着翻完账本,老脸涨得通红:“你……你可知节妇私自外出,已是大罪?何况与外姓孩童纠缠不清,败坏门风!”

“孙媳知罪。”沈知秋磕了个头,“但求族长一事——让我把这些孩子安置好。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若我不允呢?”

沈知秋缓缓站起来,十五年来第一次挺直了腰背:“那孙媳只好带着孩子们,另谋生路。”

“你敢!”老太公猛拍桌子,“踏出李家一步,你就不再是李家人!族谱除名,死后无坟!”

我看着他气得发青的脸,突然笑了。原来囚禁我半生的东西,不过是一本族谱、一座坟。

“那就除名吧。”我说。

沈知秋离开李家那天下着细雨。

观音院门口挤满了人——孩子们听说“娘”要来了,早早等在雨里。最大的那个已经十八岁,在铁匠铺当学徒,他撑开唯一一把破伞递给沈知秋:“娘,以后我养你。”

身后传来马蹄声。李家的人追来了,领头的是新任族长,李文忠的堂弟。

“嫂嫂留步。”他下马行礼,态度客气得反常,“朝廷来了旨意。”

沈知秋怔住了。

原来李老太公那天气晕过去,醒来后思来想去,到底把账本抄录一份递给了知县。知县正值考评之年,觉得这是绝佳的政绩,层层上报,竟然传到了京城。

“圣上听闻夫人守节二十七年,含辛茹苦抚养孤儿二百余人,”族长递过来一卷黄绫,“特追封夫人为五品宜人,赐贞节牌坊一座。”

雨越下越大,打湿了圣旨上的金字。

孩子们紧张地看着沈知秋。他们不懂什么牌坊、什么宜人,只知道“娘”可能要回那个关了她半辈子的院子去了。

沈知秋接过圣旨,手感沉甸甸的。她想起十九岁那年枕下的白绫,想起西院漏雨的屋檐,想起每一个翻墙的夜晚,想起那些在她怀里停止呼吸的小身体。

然后她做了这辈子最后一个,也是最艰难的决定。

“牌坊,”她轻声说,“立在观音院门口吧。”

族长惊呆了:“这……这不合规制!牌坊当立在你居住之所……”

“这些孩子住哪儿,我就住哪儿。”沈知秋把圣旨还给他,“至于李家——二十年前给我白绫时,我就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她转身走进观音院,孩子们像小鸟一样围上来。门缓缓关上,把目瞪口呆的李家人挡在外面。

后来那块御赐牌坊真的立在了观音院门口。石匠问刻什么字,沈知秋说:“就刻‘慈幼’二字吧。”

贞节牌坊她没见过,也不打算见。倒是“慈幼坊”三个字,在城南立了三百多年,香火一直没断过。

老人们说,沈宜人活到七十岁,走的时候二百多个“儿子”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从城南排到城北。她始终没回李家祖坟,葬在了观音院后山——那儿能看见整个京城,也能看见每一季的燕山红叶。

至于那夜她是否想起过十九岁那年,那个说带她看红叶的少年将军?

没人知道。

就像没人知道,一个被锁在深院二十五年的女人,是怎样瞒过所有人,养大了二百多个孩子。

也许真正的牌坊从来不在石头上,而在那些孩子长大后,教自己孩子念的第一句话里:“做人要像沈娘娘那样,自己淋过雨,就想着给别人撑把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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