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判金山卫：张发奎回忆淞沪会战中的情报、后勤与指挥困境|中央军|张发奎|总司令|金山卫|集团军

淞沪战争进行中，我早已料到敌人会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登陆。明末来自日本的倭寇曾在这一地区登陆，被戚继光赶走了。我从历史课本上早已知晓这一教训。这就是我为什么在战争爆发前就在那绵亘的浙江海湾修筑了防御工事。

我的参谋部门的情报处雇聘当地民众充当侦探渗入虹口敌军后方、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下属的战斗部队各自执行自己的情报业务，他们也派遣侦探深入敌人后方。各该部队长向我提交他们搜集的虚幻不实的情报报告——他们并不注重情报的准确性。我把这些情报资料交给参谋处。此外，各部队参谋处情报科也向总部的参谋处情报科提供报告。

我的总部常常能收到前线的报告，情报通常是准确的，前沿部队知道战况动态。在淞沪会战时，我们没有执行新颖的情报工作，我们的情报人员的确受过较好的训练，也比以前更有经验。但是情报工作是复杂的。例如，我们运用先进技术，情报员有时随身携带无线发报机。我们收到的情报较前快捷，但我不能说，它比以前更准确。

我的参谋都熟悉日军的组织，他们也分析个别单位的背景。他们对敌军力量的估量是以这两种因素为基础的。为了慎重，他们在呈交最后文本给我之前，会添加一些数目。这就是情报作业的全过程。

中央调拨给我一个通讯连，那是一个附属单位。我的总部用电话同前线部队联络，我们在浦东铺设了电话线。那儿原来是没有的。

我们同后方联系主要用电话，另外也使用外国制造的无线电报与有线电报机。我们有时在电话中使用密码，当然，在电报中都使用密码，但这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我们的密码常常被敌人破译，就如敌人的密码被我们破译一样。

有时统帅部下发左翼军的战况报道，要我递交报告。蒋先生一次又一次从南京来上海视察前线，但他从未来过我的战区。有时他派人视察我的战区。他没有给我打过电话，因为我的战区太平静了。

我同左翼军频繁联络。每当战况有进展时，他们会给我送通告，例如，当阵地转移时。我和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也频密联系。每当左翼军送来通告，我就转发给参谋处，他们会同左翼军的参谋处联系。有时张治中同我在电话中私下交谈，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从没有访问过他的指挥所，但我认为自己对战况有充分的了解。

作出战斗决定前，我比以前更重视召集参谋们——高级参谋、各部队的军官及其参谋长——开会。在我作出最后决定前，会询问战斗计划草案的内容，我已不如以前那样固执己见。例如，1926年，我坚持在攻占海南岛时登陆新埠镇；现在我更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我感到抗战是非常重要的，我听到的意见愈多愈好。

我的参谋长朱晖日有一次同我争论时猛拍桌子，争论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总之，他过分小心谨慎。朱晖日是四邑人氏，四邑人通常是相当固执，但我不在乎，他到底是我的同学与持续多年的老同事。

我不担心同下属单位的关系，因为我同各个部队长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当你同中央军的部队长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时，那就平安无事；否则，就会荆棘满途。这就是私人关系的问题。

集团军用不着向我报告他们的实力，我只需要知道直属于我的师的人数及其下属单位人数。当一个师调拨给我时，它的师长会来见我。战争开始了。我知道所有的单位都不是满员的，但我估计他们缺额不是太多，他们都是新编的部队，所以我按满员人数打一个小折扣。

组织后勤工作方面，中央的后方勤务部负责运输武器弹药粮食及补给品——不易变质的食物如咸鱼、黄豆等等到浦东。供应品由沪杭铁路与小汽艇运送。沪杭铁路被炸毁过，但又修复了，火车照常行驶，多半在夜间运货。我们也利用卡车与骡马。

我把浦东的日华纱厂的纱锭与其他机器设备由黄浦江运到嘉善，然后用火车运到后方城市浙江金华。我也把该厂库存的坯布运走，它可以用作伤兵的绑带。我回到浦东即下令拆卸这座纱厂，我要浙江省政府派人去执行。一切工作都交付当时的省政府主席朱家骅。

处置伤兵时，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用汽车把他们送回后方。当然，前线的救护站照顾轻伤伤员。前线有足够的医疗设施，救护站压力不大。

老百姓同北伐时一样热情帮助我们。除了渗入敌区侦察敌情，他们会帮助我们运送补给品与伤兵，他们可以得到酬金。不同的是，北伐时我们打的是野战，我们采取攻势；淞沪会战是一场阵地战，我们处于守势。在某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民众帮助，例如，运送伤员就不像北伐战争时那样迫切，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追击。

我们受到汉奸的困扰，我的部属报告，黄昏时刻有人发信号为敌机指示轰炸目标，但是要抓获汉奸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我们会抓到个别汉奸。他们多数人否认通敌。我们没法取得证据，也没法调查，这是最棘手的难题。例如，在众多难民之中，我们难于辨认谁是汉奸。在喜兴附近我们抓到一个哑巴，他否认资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个哑子，他坚不吐实，我们就把该疑犯移交省政府处理。当然，有时我们会设法取证，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汉奸捣乱。

我想敌方人员没有渗透我军，不过在浦东，有一次我们抓到一个打扮成中国人的日本人。

在淞沪战役的大部分战区，左翼军首当其冲，我比较清闲，许多人来访问我。他们认为，我们能坚守浦东，这是一个奇迹。杜月笙赠送了一辆林肯牌防弹装甲轿车给我，他也送了一辆给张治中。沈钧儒、陈璧君、何香凝等人来访，我想他们是带有慰劳使命的。当然，有许多记者到访。

正如我已说的，我嗜饮酒，周恩来也善饮。他常来我的总部饮酒兼聊天。我们谈战况，饮酒，吃上海螃蟹。郭沫若、田汉也好杯中物，他们也经常看望我。我们都是朋友。

战争爆发后，郭沫若从日本回国，住在上海。自1927年8月初以来，我再没有见过他。从那一年起，我没见过共产党员。我也见过田汉，他是性情中人，我觉得他和郭都不适合做共产党员。

夏衍也来过，我认为他也是共产党员，他比较严肃。他告诉我，北伐时他在第四军当过兵，当时不少学生出于爱国热情加入了第四军。

郭沫若介绍钱亦石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是中共中央委员。事实上，中枢刚把他从牢里释放出来。他坦诚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他说：“在战地服务队我将主要聘用共产党员。”他问我是否害怕使用中共党员。我清楚地告诉他，我不怕。我说：“我不在乎，我们现在共赴国难。”

战地服务队是我设立的，它直属于我，但我要求中央的军政部提供财政支援。战地服务队有四十多人，大多数是学生，大中学生都有，还有几个女孩子。其中大多数是中共党员。

战地服务队下部队表演文艺节目以维持士气，它也在民间开展宣传活动以加强抗日意识。战地服务队队员每天下乡，他们宣讲抗日的意义，勤奋而有成效。他们要求老百姓在国军撤退后坚壁清野、不同敌人合作。他们要求保甲长协助国军。别忘了，我们拥有保甲组织协助。怎样协助呢？他们派遣壮丁保护桥梁、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帮助我们对付汉奸。毕竟是当地民众比我们更明白谁是汉奸。

战地服务队不像在北伐时期那样有权组织民众或在军内实施政训，它的工作职能是比较有限的，我限制他们的工作职能，这就是我不怕起用中共党员的原因。我向中央呈报，战地服务队仅有权从事民众宣传以及下部队文艺演出。在此前提下，中央才批准成立。

在抗战期间，中央采取团结抗战的政策，但是没有实现真正的团结。中共在北方的部队重组归并为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军长，彭德怀任副军长。在取消红军后，政府不能拒绝承认中共的部队，就只能把它们改编为国军。所谓民主人士与无党派人士主张军队国家化，我也同意。然而政府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地位。

作为一个国民党员，我同意这一安排，因为，如果共产党员被赋予政治权力，国民党根本斗不过他们。原因很简单：首先，国民党的组织没有共产党严密，故缺乏竞争力；其次，由于共产党从未掌过权，故他们的精神状态比国民党员更昂扬有力。对这一安排，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样做不公平——共产党员可以战死沙场但不可以参加政府。倘若他们能够加入政府，历史的发展未必会达至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地步。

我已讲过，张治中与我起初是直属于军委会。8月杪，第三战区在苏州设立司令长官部以后，蒋先生兼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我和张就改隶顾祝同的三战区。我的总部与三战区的联络就多于同最高军事当局的联络了。

9月份，张治中调任国民政府军委会管理部部长，左翼军分成两部分：左翼军由陈诚指挥，下辖陈诚兼领的十五集团军与薛岳率领的十九集团军；中央军由朱绍良指挥，他还兼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我对此人事更动的反应是，中国有句古话：“阵前易帅。”这绝非良策，因为新的主帅对战场形势不甚熟悉；另外，阵前易帅会影响士气。如果张治中从左翼军调职是十分必要的，就应该由陈诚接任，殊无必要把左翼军分割为两部分。一分为二是出于人事考虑，要给蒋先生亲信的朱绍良安插一个要职。在那时，还有陈诚、张治中、顾祝同、张镇、熊式辉等将领圣眷甚隆。

1937 年10月1日，蒋先生写信给我，要让一位德国顾问全权指挥浦东炮兵。我猜想是个炮兵专家来到浦东，我拒绝他察看炮兵阵地。我不信任他，我一般而言对德国人印象欠佳。他对蒋先生投诉，蒋先生便写信给我，要我信任他、同他讨论怎样在抗战中更好运用炮兵。蒋先生要我赋予他全权指挥炮兵。这样，我不得不带他到处参观，但我始终没告诉他任何东西。他也没有给我提供意见。

董显光带了蒋先生的一封介绍信。他也是道社社员，但实际上蒋先生不知此事。董当时在军委会国际宣传部任副部长，他来同我商讨有关宣传事务。

10月26日至27日夜国军撤出闸北时实行焦土政策，我对此并不赞同。这对敌人不会造成很大障碍，可是老百姓却先会深受其害。我相信中国古老的成语“坚壁清野”，意即搬走一切东西——甚至墙上的钉子——切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东西。其目的是恶化敌军的供应。中国人使用这一成语始自宋朝抵御蒙古人入侵以及明朝抵御满族人入侵中原的日子。但是万万不可把自己同胞的家园烧得一干二净。

八十八师一个孤军营数百官兵在国军主力撤出后，坚守闸北阵地好多天，营长谢晋元上校是黄埔毕业生。我觉得他们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1937 年10月31 日，日军渡过苏州河进攻河（珠江）南的国军阵地，上海前线的紧张不安达到了最高点。朱绍良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于是我奉命接任中央军总司令兼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薛岳接替陈诚任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改任前敌总指挥。我认为这又酿成一次“阵前易帅”的重大错误，朱绍良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无迫切需要。我想这还是动机良好的，我敢说，调任中央军总司令是出于我的崇高威望，可以说我很少打败仗，我的新任命对激励士气有利。但如果从坏的方面猜忖调动原因，我敢说我被当作替罪羔羊。

根据命令，11月2日我把指挥所移到龙华西面的北干山。在朱绍良离任前，我见到他。我下令刘建绪的第十集团军从杭州移驻南桥，担负保卫杭州湾的任务。

黄琪翔被任为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爆发后，他因保定军校学生陈诚的提携而重新“出山”。保定六期的黄琪翔教过陈诚所属的保定八期生。我派黄琪翔去指挥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吴克仁，他也是保定八期的。

香翰屏被任为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我派他去指挥叶肇等人的广东部队。

我兼任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是不合理的。当然，同样的事也发生过——1927年我同时担任第四、第十一军的军长。也许是因为黄琪翔不具备总司令的威望。我不能同时运作两个单独的总司令部。我做什么事都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所，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已经留给朱晖日。

打从那时开始，我的日子变得艰辛。敌军的攻势愈来越猛烈。我日夜都在地下防空洞——我的指挥所度过，在微弱灯光下使用放大镜阅看作战地图，那是“老花眼”症状第一次出现。我偶尔也外出呼吸新鲜空气。电话铃常常响起，我总是很紧张。前线部队不断报告重大伤亡，并要求增援。我向三战区请示，然而发觉我们不能指望再有增援，但我不能将此事情转告前线部队。我命令他们坚持到底，绝不后退。我那时说，我派不出增援部队，但我已将他们的要求转呈三战区司令长官部。

那时前线的报告通常还是准确的，我的部队清楚地了解敌军的位置。我感觉自己洞悉战场形势。同内战的年代一样，军一级单位喜欢夸大伤亡数字以显示战事有多么惨烈，他们通常多报敌军的损失，而失踪人数往往申报为负伤。

我同蒋先生经常用电话联络。每当战场形势发生特别的进展，我就打电话给他，有时他打电话给我询问部队的部署。我答复他时，他总是说：“好，好！”

有一天蒋先生打电话问我有关炮兵阵地的事。我讲以后，他说，错了，希望炮兵转移。想来，他甚至想干涉炮兵连的调配，就连我都从不干涉这一层级的指挥。炮兵单位的指挥官本来就有权决定该部战术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