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一盘自带神秘色彩的录像带，几经周折送到了台北七海官邸的办公桌上。
蒋经国盯着屏幕看了半天，直到画面定格在那个熟悉的光头背影暴怒摔杯的瞬间，他居然没生气，反而意味深长地笑了。
那一刻，估计连这位“太子爷”自己都恍惚了：这哪里是大陆拍的电影，分明就是那个让他在溪口老家立规矩的父亲复活了。
演戏演到这份上，连亲儿子都得恍惚，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
没人能想到，这个把蒋介石演得让蒋经国都不得不服的人，竟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老克勒”，而且在那之前，他几乎是个在贵州深山里默默无闻的话剧演员。
这事儿还得从1981年说起。
那时候的中国影坛正在憋大招，北影厂的著名导演成荫接了个烫手山芋——拍《西安事变》。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第一次要在银幕上把蒋介石当个“人”来拍，而不是以前那种贴块狗皮膏药、只会哇哇乱叫的丑角。
成荫导演急得满嘴起泡，翻遍了全国演员的档案，愣是没找到一张合适的脸。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张来自贵州省话剧团的定妆照，直接让剧组破防了。
当他穿着中山装走进北京试镜片场时，原本吵闹的屋子瞬间安静得吓人。
他不用说话，就往那一站，那个特有的微驼背影，那双深不见底又带着点神经质的眼睛，活脱脱就是从历史教科书里抠出来的。
等他一开口，那句并不标准的宁波腔，带着一股子阴冷的威压感，导演当场就拍板了：除了他，没别人。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飞虎为了这“惊鸿一瞥”，那是真把命都搭进去了。
他是个典型的“戏疯子”。
为了抓住神韵，他没像别人那样只顾着整容化妆，而是像个特务一样钻进了故纸堆。
他把能找到的国民党缴获档案翻了个底朝天，专门研究蒋介石的日记。
所谓的演技炸裂，其实就是把命搭进去换来的。
后来拍《开国大典》的时候，有一场蒋介石败退前的戏。
为了表现那种大势已去、心力交瘁的颓态，孙飞虎对自己那是真狠，连续三天只睡四个小时，硬生生把自己熬得眼窝深陷、脸色青灰。
化妆师拿着粉扑准备上妆，一看他的脸，手都抖了——那眼下的乌青和眼里的红血丝，是任何进口化妆品都画不出来的绝望感。
这种连眼袋都会演戏的较真劲儿，让他在金鸡百花奖上拿奖拿到手软，也从此给观众洗了脑：孙飞虎之后，再无蒋介石。
不过，对于孙飞虎本人来说，这份巨大的荣耀，其实挺让他emo的。
圈子里流传着这么个段子。
2003年拍《聚宝盆》的时候，孙飞虎演张卫健的爹。
当时的港台演员流行在片场“飞纸仔”，也就是瞎改词，张卫健也不例外，甚至经常说台词全是广东话，只在最后给个普通话尾音。
这对习惯了严谨创作的孙飞虎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有一次，张卫健擅自改了大段台词，原本十秒钟的戏拖了一分多钟还没完。
孙飞虎当场就急眼了，那种上海男人的严谨劲儿一下子爆发出来，直接质问为什么改词不提前打招呼。
在他看来，演员对手戏是互相成就，对方乱改，就是对艺术的不负责。
这才是真实的孙飞虎。
他骨子里不是那个独裁者，而是一个精致、讲究、有着极高职业操守的上海艺术家。
他老婆戴辉瑶说过，生活中的孙飞虎是个标准的“上海小开”做派。
哪怕是在条件艰苦的排练场，他的衬衫永远熨得笔挺，裤线像刀刻一样直。
这对两口子硬是把半个世纪的相濡以沫，活成了演艺圈的佳话。
但他最反感的，就是别人叫他“特型演员”。
他一辈子都在演那个光头，却花了一辈子想证明自己有头发。
为了撕掉这个标签，他在2000年后做了很多惊人的尝试。
他在徐静蕾的电影里演过阴郁的管家，那个眼神里的卑微与算计，完全看不到半点“委员长”的影子；他在《大秦帝国》里演老太师甘龙，那种老谋深算、皮笑肉不笑的样子，又让观众恨得牙痒痒。
他用四十年证明了一件事：所谓的“形似”只是皮毛，真正的大师，演的是骨头里的魂。
即便这样，历史的惯性还是太大了。
1986年，他在庐山拍《血沃中华》，刚化完妆下车，就被一群当地的老人围住了。
这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看着眼前的孙飞虎，竟然下意识地想要鞠躬，嘴里哆嗦着喊“委员长回来了”。
剧组不得不赶紧出来解释这是在拍戏。
这种让现实与历史混淆的魔力，恐怕连孙飞虎自己都没想到。
美国几位专门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学家看了《西安事变》后，惊得连连摇头，直呼“连后脑勺都像”。
2014年11月22日，西安的冬天冷得刺骨。
73岁的孙飞虎在陕西省康复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天，距离让他一战成名的《西安事变》上映，已经过去了整整33年。
灵堂里，夫人戴辉瑶一遍遍擦着他生前最爱的那把紫砂壶，那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的信物。
他是在西安成名的，最后也在西安归于尘土。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