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宰相文彦博与巴蜀佛教的情缘
—— 以知益州时期寺院救荒为切入点
文彦博（1006—1097），字宽夫，号伊叟，北宋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四朝宰相，出将入相五十年，封潞国公，享年92岁，有《文潞公集》，是北宋政坛重要人物。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时年37岁的文彦博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今成都），开启了其宦海生涯中一段关键的地方主政生涯。巴蜀之地自唐以来便是佛教重镇，“缁徒云集，梵刹相望”，禅、净、密诸宗交融共生，高僧辈出。文彦博在治蜀期间，以寺院慈善活动之救济粮荒饥民为契机，深度介入巴蜀佛教事务，与禅门宗匠、净土高僧交游论道，既借佛教之力纾解民生困局，又于僧俗互动中汲取理政智慧，为其日后跻身宰辅、经略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宋代巴蜀佛教诸宗形势
北宋巴蜀佛教，承唐代余绪而臻于鼎盛，呈现出“诸宗竞秀，禅净交融，密教遗存”的格局，为文彦博的僧俗交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一）禅宗主导，临济云门并盛
北宋巴蜀禅宗以临济宗、云门宗为核心，形成颇具地域特色的“蜀禅”风貌。昭觉寺作为临济宗在西南的重要道场，“殿宇宏丽，为西南第一”（《成都府志》卷三十七），彼时由黄龙派先驱怀琏禅师住持。怀琏禅师“机锋峻烈，善启人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载其“住成都昭觉寺，衲子辐辏，宗风大振”。云门宗虽发源于江南，然其法脉在巴蜀影响深远，雪窦重显禅师“名振海内，蜀地士大夫多慕其道”（《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二）。此外，黄龙宗亦在川北地区扎根传播，与临济、云门二宗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构成巴蜀禅宗的主体。
（二）净土普及，僧俗共修成风
净土宗虽未在巴蜀形成独立的大型宗派道场，却以“简便易行”的念佛法门深入民间与士大夫阶层。《庐山莲宗宝鉴》卷四载：“蜀地禅院多附设净土堂，僧众晨夕念佛，士庶相从者众。”这种“禅净双修”的模式，成为巴蜀佛教的显著特征。庆历年间，大慈寺、昭觉寺等寺院均有净土宗僧人驻锡，他们“以念佛为常课，以济度为己任”，为后来文彦博借寺院开展救荒赈济埋下伏笔。
（三）密教遗存，显密融合发展
唐代川蜀密教（如柳本尊教）的影响至北宋正在兴盛时期，川西部分寺院仍保留密教造像与仪轨。《蜀中广记》卷九十六载：“成都大慈寺存有唐时密教天王造像，宋时僧众于像前祈福，兼行显宗仪轨。”这种显密融合的特质，丰富了巴蜀佛教的文化内涵，也使得巴蜀寺院的社会功能更为多元。
正是这样一种“高僧如云，诸宗并盛”的佛教格局，让文彦博在治蜀期间得以与不同宗派的僧人深度交往，开启了一段“以教辅政，以政护教”的特殊历程。
二
文彦博与巴蜀佛寺的慈善联动
庆历年间，蜀地灾荒不断，曾市面米价暴涨，《救荒活民书》卷二载：“庆历中，益州米价腾贵，民有饥色，前吏限购平粜，反致商贾囤粮，民怨愈甚。”文彦博到任后，摒弃此前“强制压价、限量售米”的僵化举措，转而借力巴蜀寺院的资源与公信力，开创了“官寺联动”平抑物价的救荒新模式，成为其与巴蜀佛教结缘的起点，乃至影响到他的一生为官之道。
（一）借寺设点，僧众助力赈济
文彦博深知巴蜀寺院慈善功德，名满全国，遂决定“假大慈寺、昭觉寺等十八处寺院设粜米点”（《成都府志》卷三十七），并邀请寺中僧人参与赈济事务。史料记载：“彦博降价售米且不限数量，令寺僧掌收籴、散粮之职，民持钱往籴，秩序井然”。寺院不仅提供了宽敞的场地，更凭借僧众在民间的声望，消解了百姓的抢购恐慌。文彦博在《赠大慈寺净土僧》一诗中写道：“锦城古寺倚云岑，佛号声声彻梵林。愿借弥陀甘露水，遍滋四海旱苗心。”（《庐山莲宗宝鉴》卷四）诗中“甘露水”一语双关，既指佛法的慈悲，亦指赈济的米粮，足见其对僧众助力的感念。
（二）陈米易新，兼顾仓储与民生
文彦博的寺院救荒之举，并非单纯的施粥放粮，而是兼具“平抑物价”与“粮食周转”的双重考量。《救荒活民书》卷二明确记载：“彦博令官仓以陈米易民间新米，储于寺院仓廪，既解民间百姓新出米价低贱伤农的燃眉之急，又实现陈米更新，一举两得。”巴蜀寺院长期经营寺田庄园，拥有成熟的慈善仓储如义仓等管理经验，“僧众善防潮通风之术，官仓陈米经寺院保管，损耗大减”（《蜀中广记》卷六十六）。这种“官管粮源、寺管仓储、僧管散粮”的协作模式，极大提升了救荒效率，百姓抢购之潮平息，次日便实现“市场米价应声下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成为北宋救荒史上的经典案例。
（三）捐俸造像，护持佛教发展
为感念僧众在救荒中的功绩，文彦博“捐俸造阿弥陀佛像二尊，分供大慈寺、昭觉寺”（《成都府志》卷三十七）。此举既是对佛教慈善精神的褒扬，亦是其护持巴蜀佛教的直接体现。《潞公集》卷九载其造像记曰：“蜀僧助吾救荒，功不可没。造像以纪之，愿佛法常存，庇佑生民。”这种“以政护教”的举措，赢得了巴蜀僧团的广泛认同，也为其后续与高僧的深度交往铺平了道路。
三
奠定治国理政根基
文彦博在借寺院救荒之余，与巴蜀高僧谈禅论道，从佛法义理中汲取理政智慧，其交往事迹多见于僧传、文集，史料详实，可考可证。
（一）与怀琏论禅：悟“牧牛”之道，明治国之理
昭觉寺怀琏禅师是文彦博在蜀期间交往最为密切的禅门高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一载：“彦博数诣昭觉寺，与怀琏论禅。琏尝谓公曰：‘治天下如牧牛，贵在去其羁绊，任其自在。’公深然之。”怀琏以“牧牛”为喻，点拨文彦博治国当“宽严相济，不执一端”，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文彦博的理政风格。他在治蜀期间，一方面“裁之以法，惩治豪强胥吏”（《宋史·文彦博传》），另一方面“宽恤民生，不与民争利”，正是对“牧牛之道”的实践。文彦博曾为怀琏禅房题诗：“竹影松风满院秋，焚香默坐思悠悠。蒲团一榻浑闲事，世事浮云任去留。”（《禅林类聚》卷二十五）诗中尽显其从禅理中悟得的“不滞于物”的为政定力，这种定力支撑他在日后的庆历党争、熙宁变法等政治风波中始终保持清醒。
（二）与重显寄诗：拓人脉之广，联江南禅林
雪窦重显禅师是云门宗巨匠，时居明州雪窦山，文彦博闻其名后，“遣使致书，邀入益州说法”（《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二）。重显以老病辞，寄偈曰：“蜀地锦城真乐国，文殊大圣厌嚣尘。”文彦博得偈后，更加仰慕禅风。文彦博在《寄雪窦重显禅师》一诗中写道：“千里遥瞻窣堵波，梵音流处隔烟萝。何当一叩曹溪路，共听灵山旧世尊。”（《潞公集》卷九）诗句中饱含对禅宗心法的向往，也暗含其借宗教人脉拓展政治资源的深意。此次交往虽未实现重显入蜀，却为文彦博日后处理全国佛教事务积累了跨区域的宗教人脉。
（三）与净土僧游：植信仰之根，启晚年结社之志
文彦博与巴蜀净土僧的交往，不仅限于救荒合作，更在潜移默化中深化了其净土信仰。《庐山莲宗宝鉴》卷四载：“彦博早年镇蜀，与蜀僧结净缘，后归京师，遂倡十万人生净土会，盖滥觞于蜀也。”巴蜀净土僧“晨夕念佛，精进不辍”的修行风范，让文彦博深受触动。他在蜀期间便常“焚香诵经，专念阿弥陀佛”（《东都事略》卷六十二），这种信仰积淀，最终促成其晚年在京师发起十万人净土会，成为北宋士大夫净土信仰的标志性事件。
四
文彦博与巴蜀佛教互动的深远影响
文彦博知益州期间与巴蜀佛教的结缘，绝非一时之兴，而是深刻影响了其政治生涯的走向，也为北宋政教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典范。
（一）对文彦博个人理政的影响
从巴蜀佛教中汲取的“宽严相济”“以教辅政”理念，成为文彦博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调任枢密副使，入京参与中枢决策，其在蜀期间开创的“官寺联动”赈济模式，被推广至全国多个地区。而从禅理中悟得的“世事浮云”的心态，更让他在宦海沉浮中宠辱不惊。皇祐三年（1051年），文彦博遭唐介弹劾罢相，却能以“蒲团一榻浑闲事”自解，最终快速复起，这与他在巴蜀期间的禅修体悟密不可分。
（二）对巴蜀佛教发展的影响
文彦博的护持之举，进一步推动了巴蜀佛教的兴盛。他捐俸修缮的大慈寺、昭觉寺，成为北宋巴蜀佛教的核心道场；他建立的雪窦阁，促进了巴蜀禅林与江南禅林的交流；他与高僧的交往事迹，被载入佛教史籍，提升了巴蜀佛教在全国的地位。《佛法金汤编》卷八评价曰：“潞公镇蜀，护持佛法，奖掖高僧，蜀地缁素受益良多，宗风因之愈振。”
（三）对北宋政教关系的影响
文彦博在蜀期间践行的“护持与规制并行”的佛教政策，为北宋地方官处理政教关系提供了范式。他一方面优礼高德高僧，借佛教之力纾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重申度牒制度，整肃寺院清规，“严禁僧俗混淆、寺产侵夺”（《宋史·文彦博传》），实现了政教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政教协同”的模式，被后世诸多地方官借鉴，成为北宋政教关系的主流形态。
五
结 语
文彦博与巴蜀佛教的情缘，始于庆历年间的益州救荒，兴于与怀琏、重显等高僧的谈禅论道，终于其晚年对净土信仰的弘扬与践行。这段情缘，不仅是一位北宋名臣与一方佛教圣地的双向奔赴，更是中国古代政教关系、士僧交往的生动缩影。从巴蜀寺院的救荒粮仓，到京师的十万人净土会；从怀琏禅师的“牧牛之喻”，到文彦博的“宽严之政”，史料中的字字句句，都印证着这段情缘的深厚与绵长。而文彦博从巴蜀佛教中汲取的智慧，也最终化为其经略天下的坚实根基，成就了一代名相的不朽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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