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日本显然要搞一场大的。
简单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幽灵正借“威慑”之名要还魂了。
高市早苗自上任以来，不断在军事领域采取激进立场。在她仅两个多月的任期内，日本已提前两年达成将国防支出提升至GDP 2%的目标，进一步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并推进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关键安全文件的修订。
在12月23日的采访中，高市早苗直接提及核潜艇的引进问题，打破了战后日本政府在军事领域的长期禁忌。
实际上，日本对核潜艇的觊觎并非空穴来风。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防卫厅就已经公开表示完成了对核动力堆的初步可行性研究。
1963年，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决定建造一艘民用核动力船舶，这为日本发展核动力潜艇提供了技术储备。
甚至可以说，日本在常规潜艇技术上的积累使其距离核潜艇“只差一座反应堆”。日本海上自卫队现役的“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水下排水量均超过4000吨，远超其他国家的常规潜艇，甚至与法国“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的吨位相当。
此外日本在先进耐压壳钢材、静音技术和声呐系统方面也拥有深厚积累，这些技术都为建造核潜艇提供了必要基础。
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22艘常规动力潜艇，但它们在作战效能上存在根本限制：必须定期浮出水面吸进空气，以驱动柴油发动机给电池充电，这会暴露位置。
而日本寻求核潜艇的背后是其国防战略的根本性转变。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写入“反击能力”，明确日本自卫队未来不再局限于“近海反潜巡逻”，而要具备远程威慑与对敌基地反制能力。
甚至高市政权还计划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特别是其中“不运进核武器”的部分。高市早苗认为，这一原则可能会削弱美国的核威慑力。
这种战略转型与日本政府近年来的一系列军事松绑措施密切相关，包括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发展中远程进攻性武器、增加兵力部署、重构指挥体制和拓展自卫队活动范围。
另外日本政治格局的变化为核潜艇议题的升温提供了背书，过去数十年，公明党在执政联盟中扮演安全政策制衡者角色，阻碍了许多高争议军事议题的推进。
高市早苗政权成立后，日本维新会进入执政核心，而公明党被排除在主要决策结构之外，政治权力平衡被明显打破。
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曾于2025年10月达成协议，相关内容明确表示将推动“采用核动力推进系统的潜艇建设”。这一协议为日本官方推动核潜艇项目提供了政治基础。
小泉进次郎公开呼吁“不能把核潜艇视为禁区”，反映的已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执政轴心对军事能力建设态度的整体右移。
直白来说，日本发展核潜艇的野心直接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2月2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的行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也不符合日本民众自身利益”。
对于中国而言，日本发展核潜艇意味着东亚战略平衡的根本改变。核潜艇具备长时间隐蔽部署和远程打击能力，可能被用于介入台湾问题等高敏感区域冲突。
中国外交部指出，日本政府近期频频发表的拥核言论“暴露出高市首相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一贯错误主张和持续推动‘再军事化’的野心，传递出极其危险的信号”。
日本国内也有理性的声音质疑：如果只是为了监视和威慑周边国家，有能力保护日本周边地区就足够了，装备核潜艇是否真的有必要？
日本迈向核潜艇时代面临着法律、社会和技术三大核心障碍，每一道都构成了沉重的门槛。
法律障碍最为直接。1955年《原子力基本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原子力开发“仅限于和平目的”。
此外社会阻力同样不容忽视。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到第五福龙丸事件，再到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日本社会对“核”有着代际共通的心理阴影。
技术和财政挑战也十分严峻。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建造的“陆奥”号核动力货船，刚服役就因核泄漏事故而被封存。
日本要发展潜艇使用的军用核反应堆，需要解决整体紧凑性、安全性、噪音控制等一系列难题，还需要建造陆上模式堆进行长时间测试，而日本没有公开进行过此类项目。
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将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很直接，日本的这些行动“严重违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规定和自身宪法”。
而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在推动强硬国防政策的同时，也声称“将全面推动与中国的关系，以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这种矛盾态度进一步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
另外以色列的案例为分析日本核潜艇可能带来的地区影响提供了参考。以色列通过核潜艇在“地中海核威慑棋局”中获得了战略性优势，使其核力量具备了“生存性二次打击能力”，这种能力改变了地区安全动态。
更何况，日本自民党与维新会的协议书上，“核动力潜艇”一词已经被正式写入，防卫省专家会议的报告建议，“不受常规做法的束缚”，考虑下一代动力。
所以日本政客现在已将核潜艇议题摊在桌面，但距离真正按下“核潜艇开关”，仍有无法跨越的距离。2026年的日本安全战略修订，或许将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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