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年我娘没把我生下来，是不是就不用受这辈子的白眼？”这句话在广西桂林乡下的旧屋里被罗善学重复了七十年。1945年春天，他刚出生，接生婆连脐带都没剪完就吓得跑出去，嘴里喊着“鬼子崽”。那年头，谁听见这三个字都往屋里扔石头，连隔壁三婶都偷偷把过年腌的酸坛子搬远，怕“沾了晦气”。
韦绍兰把襁褓里的孩子藏在米缸后头，整整三个月没敢让他哭出声。她自己呢？夜里把灶灰抹在脸上才敢去河边挑水，怕人认出她是从日军炮楼里逃回来的。有人说她“失节”，该沉塘；也有人说她“命硬”，克死了丈夫和女儿。她只回一句：“我娃没罪。”就这四个字，像钉子一样把她钉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钉了一辈子。
后来闹饥荒，罗善学偷吃过祠堂供桌上的冷饭团，被族长拿扁担追着打，骂他“杂种坏了风水”。韦绍兰冲上去用背挡棍子，脊梁骨断了两根，还死死把儿子按在怀里。那年她才三十出头，头发全白了。村里老人背地里叹：“这女人不是不怕死，是早就死过好几回了。”
最扎心的是登记户口。工作人员看着罗善学的出生纸，父亲一栏空着，随手写了个“日俘不详”。红戳子啪一盖，等于给这孩子判了终身刑。后来他参军体检，连长盯着档案皱眉：“政治背景复杂。”一句话，当兵梦碎。回家路上，罗善学把体检表撕得粉碎，往嘴里塞，嚼得满嘴血沫子。韦绍兰没哭，只摸着他的后脑勺说：“咽下去，咽下去就不饿了。”
2014年，东京地方法院门口，韦绍兰攥着皱巴巴的诉状，旁边志愿者帮她翻译。法官连眼皮都没抬，用日语飞快说了句“时效已过”。老太太听不懂，但看见对方嘴角那丝笑，突然把拐杖往地上一杵，用土话吼：“你们不认，我自己认！”那天她没掉泪，倒是搀着她的中国记者哭得蹲在地上。回旅馆后，老太太把诉状撕了，拿碎纸片叠了只小船，放进马桶水箱——她说要“冲回桂林，给祖宗看看”。
2019年腊月二十三，韦绍兰在病床上拉着儿子的手，气若游丝：“别烧纸，烧张地图……让后人知道……我们是从哪儿爬出来的。”她走后，罗善学在坟前种了两棵桂花树，一棵写“娘”，一棵写“中国”。现在每年清明，总有年轻人来放菊花，碑前纸条写着：“您没等到道歉，但等到了我们记住。”
有人问她值不值？韦绍兰活着时，灶台上常年挂把生锈的镰刀，她说那是“防记忆的刀”——怕哪天自己老糊涂了，把疼给忘了。如今刀还在，锈迹斑斑，却再没人敢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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