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瘫痪老头的“至暗时刻”
1951年6月20日，北京的天气已经有点燥热了，但旧鼓楼大街4号大院的气氛，比天气还让人喘不过气。
一辆吉普车“吱”的一声停在大门口，车门一开，下来几个穿着制服的公安，二话不说直奔北屋。这动静，把院里的街坊邻居都给惊着了，一个个探头探脑地看热闹。
大伙都纳闷啊，这北屋住的是个姓吴的老头，平时瘫在床上动都动不了，连口水都得人喂，就这样一个废人，能犯多大点事，值得公安这么兴师动众？
结果让所有人下巴都掉了一地。
几个民警冲进屋，没一会儿就把那瘫痪多年的吴老头给架了出来。这老头平时看着挺可怜，这会儿却像个被抽了筋的癞皮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紧接着，屋里传来一声喊：“找到了！”
只见一个民警手里拿着个东西走了出来。大伙定睛一看，好家伙，竟然是一枚金灿灿的勋章！这勋章做工可精细了，上头还刻着老虎的花纹，看着就不像普通物件。
就是这枚勋章，直接把这老头的命给“送”了。
这老头到底是谁？这枚勋章又是咋回事？这事儿啊，得把时间往前推，推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还得从一副让人毛骨悚然的架子说起。
02.0001号绞刑架的秘密
时间回到1949年，北平刚解放那会儿。
市公安局接管了著名的功德林监狱。这地方，以前那就是个阎王殿，进去了不死也得脱层皮。七分局的局长朱文刚在清理监狱库房的时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大家伙。
这是个绞刑架。
但这玩意儿跟普通的刑具完全不一样，看着就透着一股子邪气。底座是用那种死沉死沉的木头做的，上面的框架全是粗壮的钢铁，两个壮汉上去晃悠，这架子都纹丝不动。
这东西放在那，就跟个沉默的怪兽似的。朱文刚心里犯嘀咕，这肯定不是一般的刑具。他让人去查档案，这一查，查出了一段让所有人心都在滴血的历史。
这就是杀害李大钊同志的那副绞刑架！
后来这东西被送到了博物馆，编号是0001。它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那个黑暗时代的铁证。
看着这副冰冷的铁架子，所有公安干警心里的火都上来了。李大钊是谁？那是咱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38岁啊，正是干事业的年纪，就被反动派给残忍杀害了。
这笔账，虽然过了22年，但必须得算！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直接拍板：查！必须把当年这帮凶手给揪出来！
经过翻箱倒柜查旧档，在京师警察厅发霉的卷宗里，终于找到了一份当年的“晋升文书”。这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因为抓捕李大钊有功，有四个人领了赏，升了官。
这四个人分别是：警察总监陈兴亚、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名单有了，但这帮人早在20多年前就跑没影了，这茫茫人海，上哪抓去？
03.狡兔三窟，陈兴亚的“上海滩历险记”
这帮人都是老特务出身，反侦察能力那是祖师爷级别的。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沾了血，新中国成立后肯定没好果子吃，一个个早就改名换姓，藏得比耗子还深。
第一个露马脚的，是那个级别最高的陈兴亚。
这老小子当年可是京师警察总监，那是直接听命于张作霖的大红人。1927年4月6日，就是他带着大批军警，像疯狗一样冲进苏联大使馆抓的人。事后他拿着李大钊的血，换了个陆军中将的头衔，风光得不行。
但这人有个毛病，胆子小。
解放前夕，他就感觉风向不对，卷铺盖跑到了上海。他也不敢住大酒店，就缩在弄堂里。这人心里有鬼，白天根本不敢出门，专门挑大半夜才敢出来溜达两圈，平时见着人就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跟谁都不说话。
俗话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950年那会儿，全国都在搞镇压反革命运动。上海弄堂里的老百姓觉悟多高啊，早就觉得这老头不对劲了。谁家正经人天天昼伏夜出跟个鬼似的？一举报，公安上门一查，陈兴亚当时就吓瘫了。
这货倒是痛快，竹筒倒豆子，全招了。他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这辈子是走到头了。1959年，他在北京病死了，也算是便宜了他。
04.那个“瘫痪”的吴博斋
陈兴亚抓了，接下来就是那个最狡猾的吴郁文。
这人当年是侦缉处处长，是一线的指挥官，也是对李大钊用刑的主凶之一。
1951年6月5日，北京公安局收到一份绝密情报。铁道部那边抓了个中统特务，这特务为了保命立功，咬出来一个大瓜：他说吴郁文没跑远，就在北京鼓楼湾藏着呢，化名叫“吴博哉”。
线索是有了，但问题也来了。
侦查员跑到鼓楼那边一看，傻眼了。哪有什么“鼓楼湾”啊？原来这几年城市改造，地名早就变了，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就是以前的鼓楼湾。
但这还没完，翻遍了户籍本，也没找到叫“吴博哉”的。侦查员心里那个急啊，难道情报有误？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侦查员的眼睛里——“吴博斋”。
博哉，博斋，这一字之差，差点就让他给滑过去了。
这人69岁，年龄对得上。侦查员没敢打草惊蛇，换上便衣，溜达到胡同里跟大爷大妈们唠嗑。
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就是最早的“朝阳群众”。侦查员凑到几个下棋的大爷旁边，递上根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那个吴老头。
我随口问了句：“那吴老爷子身体咋样啊？”
大爷叹了口气：“嗨，你说那老吴啊，瘫了好些年了，平时也不出门，怪可怜的。”
侦查员心里咯噔一下，瘫痪了？这不像是特务的作风啊。
这时候，旁边有个知道底细的大爷压低了嗓门：“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以前可是个大官！在张作霖手下当差的，那是个人物。后来张大帅倒台了，他这腿也不知道咋瘸的。”
这句话，直接给吴郁文判了“死刑”。
当过张作霖的官，腿瘸了，名字还这么像。没跑了，就是他！
公安立刻决定抓捕。冲进去的时候，吴郁文还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想装疯卖傻，说自己岁数大了，脑子糊涂了，以前的事儿都记不清了。
但这演技在公安面前，那就是个笑话。
搜查一开始，很快就在这屋里翻出了开头说的那枚“文虎勋章”。
这勋章是啥？这是北洋政府专门发给立下战功的武官的荣誉。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他杀害革命志士的“功劳簿”，是他向主子邀功的凭证。
当这枚勋章拍在吴郁文面前的时候，这老头不哼哼了，也不装糊涂了，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瘫在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铁证如山，这枚他藏了24年的勋章，最后成了送他上路的催命符。
05.假和尚与算命先生
第三个目标，是副处长雷恒成。
这人比前两个更狠，也更会演。当年抓李大钊，他是现场的急先锋；在监狱里，他对李大钊用的刑也是最多的，简直就是个活阎王。
吴郁文落网后，有人举报说，这雷恒成早就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了，法号叫“了明”，就在北京的一座庙里藏着。
警察赶紧去庙里抓人，结果扑了个空。这雷恒成属狗鼻子的，嗅觉特别灵敏，早就闻着味儿跑了。
线索断了，这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但公安干警那是吃素的吗？这帮人把档案翻了个底朝天，顺着蛛丝马迹一路追到了上海。
1952年9月，又有群众举报，说上海有个算命先生看着眼熟，特别像通缉令上的那个雷恒成。
警察过去一查，嘿，还真是他！
这雷恒成也是绝了，先是当和尚，发现不保险，又跑到上海的大世界附近摆摊算命。你说这讽刺不讽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天天给别人算命，算凶吉，他咋不算算自己啥时候挨枪子儿呢？
在上海马立斯新村，这个躲在暗处算计了半辈子人的“神算子”，终于被带上了手铐。
面对审讯，雷恒成也没啥好抵赖的。他手上不仅有李大钊的血，还有好多其他爱国人士的命。这种人，枪毙他十回都不多。
1953年4月26日，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06.最后的救赎与审判
F4里面，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这人在四个人里比较特殊。当年李大钊被抓进去后，主要就是这个司法处负责审讯。
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大钊先生那是真硬气。这帮人想从他嘴里套出党的秘密，李大钊不但一个字不说，反而在审讯室里给他们上起了课，讲革命道理，讲救国救民。
这把反动派给气疯了。蒲志中当时也是急眼了，下令给李大钊上酷刑——钉竹签子。
那是竹签子啊，硬生生往指甲缝里钉！十指连心，那种疼谁受得了？李大钊疼得昏死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一句话：不知道！
蒲志中虽然没直接下令杀人，但他就是那个递刀子的人。
看着同伙一个个被抓，特别是看到报纸上登着吴郁文落网的消息，蒲志中彻底慌了。他整天在家里坐立不安，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他有个孙女，在燕京大学读书，是个进步青年。孙女看爷爷这几天不对劲，就追着问。蒲志中实在憋不住了，就把当年的事儿给说了。
这一说，把孙女给吓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平时看着慈眉善目的爷爷，手上竟然沾着李大钊先生的血！
但这姑娘是个明白人。她冷静下来后，就开始劝爷爷：“现在的政府讲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躲是躲不过去的，只有去自首，才能争取宽大处理。”
1951年6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公安局来了一对特殊的祖孙。
年轻的姑娘搀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老头哆哆嗦嗦地走到前台，憋了半天，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我是来自首的，我审讯过李大钊。”
对于蒲志中怎么判，当时是有争议的。
公安局觉得，这人虽然自首了，但罪行太恶劣，不能轻饶。但市委经过反复讨论，觉得既然党有政策，自首就要从宽，而且他这一自首，对其他还藏着的反革命分子也是个震慑。
最后，蒲志中因为有悔罪表现，加上年老体衰，在交代清楚问题后，被宽大释放了。他是这四个人里，唯一一个得以善终的。
李大钊牺牲的时候，才38岁。
他为了这个国家，为了咱们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连命都不要了。而那帮杀害他的人，为了升官发财，为了几块大洋，就把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同胞。
这四枚所谓的“勋章”，这四个所谓的“前程”，最后都成了他们人生的墓志铭。
吴郁文以为藏起勋章就能藏起罪恶，结果勋章成了罪证；雷恒成以为换了马甲就能逃脱法网，结果还是难逃一死。
那个编号0001的绞刑架，现在静静地立在博物馆里。它不再是杀人的凶器，而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也照出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距离李大钊牺牲已经快一百年了。今天咱们走在长安街上，看着这繁华的北京城，再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心里是不是特感慨？
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但他早就死了。
历史这笔账，从来都不会算错，哪怕迟到了24年，该来的，总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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