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共：1976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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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或者
我：卢或者
前言：2005年暑假，机缘巧合下我在书柜中翻出我姥爷蒋鸿熙的一本战争回忆录《血泪忆衡阳》。这本书主要记录了1944年发生在湖南衡阳的一场城市保卫战，蒋鸿熙时任守军第十军三十团二营五连连长、三营营长。在这场战争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他和战友们守卫衡阳47天，创下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守城时间最长的纪录。期间他三次负伤，第三次被机枪打断右腿致残，8月8日衡阳兵败城破，蒋鸿熙被俘虏，四个月后他被当地老乡救出，拖着残腿辗转逃亡于湖南、江西、广东交界的区县，数次涉险又奇迹生还。
一年后，他在广东曲江写完这本回忆录，“以纪念自己的长官、同事，以及忠贞勇敢的永不能忘怀的部下。”随后这本手稿就一直被压在书柜中，直到1989年蒋鸿熙去世也未能付梓。
看完回忆录后，我和母亲将其整理成电子版投送到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年后，我们就收到了以下这封信件。
2006年10月，一封从美国肯塔基州寄出的信件送到我母亲任教的河南原阳后卢寨小学，这大概是十数年来我们村收到的第一封美国信件，以至于邮递员惊讶的反复问我妈“这是美国来的信？你有美国亲戚？”
寄件人叫龚世芬，她来信是要指正《血泪忆衡阳》书中的一处错误。
我姥爷蒋鸿熙在书中多次提及“燊桑”营长，甚至在前言中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因为“燊桑营长被炮火吞噬了，他的《衡阳有我》也就跟着胎死于腹”，因此他想写《血泪忆衡阳》来完成战友的遗志，弥补他们的损失。在前言的最后一句中他写道：“我就用这颗沉重的十分悲痛的心，来悼念我的燊桑老友吧！”
但当时网上公开的第十军阵亡将士名单中并没有“燊桑”这个名字，因此在整理书稿时我认为“燊桑”是某个营长的“字号”，按照蒋鸿熙“预备十师第三十团三营副营长”的职务推测“燊桑”是三营营长“周国相”，因此我在“燊桑”旁边备注为“周燊桑”。
此次龚世芬来信就是要指正这个错误，她说“燊桑”不是三营长周国相，而是二营长徐声先。
衡阳会战开始时，蒋鸿熙任二营五连的连长，会战进行一周后，7月初他升任第三营副营长、营长，这个跨营的升职让我误判了书中“营长”所指对象，实际上书中所有不带姓氏的“营长”都是指蒋鸿熙的老上司——二营营长徐声先，徐燊桑。
第一版《血泪忆衡阳》注释错误处
来信前一个月，龚世芬已经和我母亲打电话沟通了这个问题，此次来信专门邮寄了一份佐证的资料——1942年（民国31年）3月6日的《东南日报》影印件，上面印着一首现代诗：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已经回来啦！
抚摸着陶醉的行脚，我带来西方的尘土，
也带来她们亲切的慰问：
你需要着什么咧？
大后方有钢铁的吼声，有明亮的火炬，
有燃着比榴花还明的，年的热烈的心，
她们在不疲倦的努力下将使我们在这儿看见期待的旌旗，
在严冬的季节里，已经预备下阳春的风雨。
作者署名：徐燊桑
1942年3月6日《东南日报》影印件
龚世芬就是徐燊桑的女儿，1944年7月徐声先牺牲在衡阳市民医院后的无名高地时，她尚在母胎中不足6个月。因为《血泪忆衡阳》的出版她才知道父亲还有“燊桑”这个别名，读完此书后她问母亲“燊桑”这个名字，结果她母亲脱口而出：“啊，那是你父亲的笔名。”此时是2006年，龚世芬已经62岁。
她母亲回忆说，她曾和徐声先说自己不喜欢“声先”这个名字，于是徐声先建议叫他“燊桑”，这是他很喜欢的笔名，常将其作为亲友间的称呼。
她母亲还说徐燊桑是记者、诗人，曾在《东南日报》上发表诗词。
激动的龚世芬去上海图书馆翻阅了1942年的《东南日报》并找到上述诗歌，她后来在追忆文章中写道：当“徐燊桑”三个字第一次映入眼帘时，我几乎喊了出来：“啊，我终于找到你了，久违了，我亲爱的父亲。”
在写给我母亲的信里，龚世芬开篇第一句写道：“卢老师，终于和你通上了话，万分高兴。我们虽然从不相识，但是我们父辈为了民族的尊严奋起抗争的历史却把我们连在一起，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
以这封跨国信件为起点，我慢慢知道了徐声先和他女儿龚世芬的人生故事。
1944年8月8日创下中国抗战守城时间最长记录的衡阳会战结束了，但第十军士兵和他们后人那漫长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在此刻拉开了帷幕。因为这场战争，他们（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到80年后的今天，这场战争带给大家的影响还在继续。
所以，在被邮递员问及龚世芬是谁的时候，我母亲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她想了想说：“是一位故人吧。”
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被后人引申了一首小诗：
青衫烟雨客，似是故人来。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如果南风真的知人心意，或许是它将这掩埋了几十年的故事吹送回红尘人间，因此就以这句诗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吧。
1
千里单骑
徐声先生于1918年（辛亥革命后的第七年），四川郫县（今为成都郫都区）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第五期学员，1937年该班第四、五两期的学生编入黄埔军校第13期，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
《我告诉你一个消息》这首诗发表时他24岁，任第十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驻扎在浙江金华，1939年他曾回乡探亲，诗中所述大后方高涨的抗战热情或许源自他此次回乡的感受。
在这首诗发表的前一年，1941年徐声先恋爱了，恋人是金华福音医院护士长胡窈兰。胡窈兰是金华本地人，家境优渥，自幼读书，福音又是教会医院，因此胡窈兰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青年；而黄埔毕业的徐声先身兼参谋、战地记者、诗人多个身份，聪明果敢文武兼备，两人的恋情称得上珠联璧合。
这或许是徐声先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平静时刻，军务稍缓，他可以从事热爱的写作事业，同时恋人在旁，他享受着新世界的自由爱情。
但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
1942年4月18日，也就是上述诗文发表一个月后，美军16架B25轰炸机从太平洋的航母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等城市后在浙江衢州、金华等地空军机场降落，史称“东京大轰炸”。这是历史上日本本土首次遭受轰炸，举国惶然，为了防止中美利用浙江一带的机场对本土进行“穿梭式轰炸”，日本决定摧毁中国浙江、江西境内的机场和空军基地。东京轰炸三天后，日军就制定了进攻浙江的计划，5月初“浙赣会战”全面打响。
胡窈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1942年5月12日，那天日军进攻金华，徐声先投身战场，胡窈兰离家避难，临行前徐声先派勤务兵去帮她打点行李，送上火车，并捎话给她“到福建会面”。
24岁的胡窈兰从那天起踏上了逃难之路。
金华是日军此次攻击的重点，她所乘坐的火车离开金华数十里后就遭到日军轰炸，行李车被炸毁，她只剩下一个随身布包，没有钱也没有食物，同时交通断绝，她和同事们只能徒步南下。一夜之间她就从家境优渥的知识女青年变成食不果腹的流浪难民，一路乞讨流浪，风餐露宿，途经江西上饶，最后到达福建第十集团军驻地。
但胡窈兰扑了个空，8月徐声先已奉命前往广西桂林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为了等徐声先，胡窈兰加入第十集团军成为军医，此后她与司令部的家属辗转迁徙一路从福建转移到湖南。
次年，在经历了数月的分离，辗转了数千里路的追寻后，胡窈兰终于在湖南张家界的石门县等到了归队的徐声先，结束了这段“千里走单骑”般的跋涉，而此时的她已经是第十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上尉医官。
194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徐声先和胡窈兰在湖南石门结婚。婚礼在军中举行，这是当时少有的新式婚礼，没有传统的花轿、红盖头，没有嫁妆，不拜天地，新郎应贺喜者请求演唱了家乡川剧“黑头”，而新娘则自己走进婚礼会场。
不过这段甜蜜的时光更加短暂。1943年秋，为了牵制国军从云南向缅甸反攻，日军谋划进攻常德；10月10日，也就是徐、胡结婚当日，中国军队也完成相应策定，随后1943年11月-12月，中日军队在湖南常德进行一个月的激烈战斗，史称“常德会战”。
因此在新婚第二天，徐声先就投入“常德会战”的准备中去，此次会战后，第十集团军司令部为其上报请授干城甲种二等奖章：亘会战全期，处理作战业务，不分昼夜，辛勤备著，成绩斐然。
到1944年初，26岁的徐声先已经是中校参谋，属于参谋中的高阶军衔，他向司令部申请到一线带队作战，为了展示奔赴前线的决心，他剪去长发，改为平头。
“徐声先是一个极具雄心壮志的人，并且当时的热血青年哪一个不想去一线保家卫国？”龚世芬说，1944年1月，经第十集团军司令部批准，徐声先调任第十军。
第十军一度隶属于第十集团军，并且在常德会战中损失惨重，尤其是预备十师，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师长葛先才重伤，因此急需兵员补充。
1944年大年初一，徐声先携妻子胡窈兰从湖南石门奔赴衡阳衡山——第十军驻地报到，入职后先到军部参谋处熟悉情况，在这里他应该认识了第十军的一众参谋，其中包括我的外公蒋鸿熙，随后他被任命为第十军预备十师三十团二营营长，下辖四、五、六三个连队，同时胡窈兰也入职了衡阳仁济医院担任手术护士。
此时蒋鸿熙也正在经历着相似的军职选择——从军部参谋变成一线指挥官。1944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向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申请调往一线，方最初诧异，但随即就明白了这些年轻军官的想法，他说：“知道你会蹲不住的。”于是接通了预备十师师长葛先才的电话让蒋鸿熙到其麾下报到，任预备十师三十团二营五连连长。至此二营长徐声先和五连长蒋鸿熙，这对年龄相仿的青年军官终于聚齐在衡阳火线上。
蒋鸿熙（左）和徐声先（右）
龚世芬的小生命也在此时来到这战火人间，1944年4月胡窈兰开始孕吐，她不得不辞去仁济医院护士的职务，开始静养。
5月31日，第十军接到长官部“固守衡阳”的命令，包括方先觉、葛先才、徐声先、蒋鸿熙在内的约一万七千名将士从衡山县开赴衡阳城内，准备战事。
6月18日长沙失守，鉴于此前日军的野蛮行径，为减少平民伤亡，方先觉决定实施“空城计划”——将衡阳三十万百姓疏散撤离，第十军家属亦随之撤离。
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在回忆录中写到，命令下达后，衡阳东、西两站人山人海，人们扶老携幼、肩挑手提的爬上火车，不仅车厢里挤满了人，甚至车顶上也坐满百姓，远远望去像一条爬满了蚂蚁的蚯蚓，列车川流不息的运输四昼夜，终于在6月22日——衡阳会战前一天将数十万百姓全部转移。（知名作家琼瑶就在此时撤离衡阳，逃亡过程中她的弟弟一度走失，惊慌失措的父母几欲轻生，这给幼年琼瑶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
湘桂铁路上逃难的民众，出自《李约瑟的中国摄影集》
徐声先和胡窈兰也在此时分别， 60多年后回忆起这次分别，胡窈兰说：“军中无一丝哭啼之声，代之则是誓死保卫衡阳的决心与高昂悲壮的情绪。”
那时的胡窈兰未曾想到，此一别，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她再也没见徐声先。
2
衡量落日的人
今天，我们只能从各位老兵的回忆碎片里来拼凑徐声先在衡阳会战期间的经历。
《血泪忆衡阳》一书中多次记录了和徐声先相关的细节。
6月2日，第十军抵达衡阳城两天后就准备构筑工事，预备十师师长葛先才给全师军官做动员讲话，他说“亲爱的兄弟们现在不是讲话的时候，现在已经是真正的流血流汗苦干苦斗的时候了，为了祖国，为了第十军，为了我们所有遭受奴役和压迫的亲人们……还有我们牺牲的孙师长。”说到此处，悲怆情绪上涌，葛先才一时哽咽。
下面上百个军官应声高呼“与衡阳共存亡，第十军万岁！预十师万岁！”其中第一个振臂高呼的就是徐声先。
6月中旬，二营奉命在五桂岭构建工事，徐声先带着副营长和蒋鸿熙一行去湘桂铁路管理局交涉，请求对方配合侦查地形，准备房舍。
徐声先出示了证件，说明来意，但遭到一个官僚处长的拒绝，对方态度强硬的说，“做不成工事，打不好仗与我有什么关系？杀你的头是应该的，关我什么事？”说完还叫卫兵轰他们出去。
徐声先气得脸色铁青。
怒不可遏的蒋鸿熙命令指挥班长把那处长抓了回来，抄起手枪指着他吓唬道：“衡阳已经要听到炮声了，你还在这摆官僚架子，目前情形下军事行动不受任何事阻挠和干涉，你阻挠做工就是破坏抗战，破坏抗战就是‘汉奸’……我现在打死你就是替国家清除汉奸……”
处长被这番话镇住，吓得向徐声先求情：“营长先生，请你说说，请他不要打我，我答应统统办好。”
徐声先拦住了蒋鸿熙，随后该处长很客气的配合完成所有工作。
回来的路上，徐声先说蒋鸿熙：“你真是太暴躁了，我真怕你会打死他。”
蒋鸿熙笑着说：“我哪会打死他，这班东西的秉性我是最清楚的，他们别的什么都不怕，就怕死……所以我对中国社会的处世哲学是：对有势的人用笔，对有钱的人用枪，对穷鬼用嘴。”
徐声先笑着说：“你的怪花样就是这样的多。”说完大家哈哈大笑。
6月28日夜，日军对衡阳发动第一次总攻，蒋鸿熙率领五连固守五桂岭阵地重创日军——除去被抢回的尸体外，日军在阵地上还遗留下74具尸体，而五连阵亡十几人，负伤十几人，预估双方战损比例达到10:1。29日上午，徐声先给五连送来团长的嘉奖令，看到蒋鸿熙在写战地日记，他希望蒋少写日记多休息，并表示自己正在写一本名为《衡阳有我》的书稿，建议“有好的素材贡献给我，定不会淹没你们的光荣事迹。”
蒋鸿熙应允，并希望徐声先将五连几个隐蔽堡垒内两个班的故事“辟一专章详尽写下。”徐声先笑着说，已经想到了，过一天就可以把草稿送来阅读。
终衡阳一役，蒋鸿熙也没能看到徐声先的书稿，但徐声先的另一个好朋友——军部参谋陆金城看到徐声先另一段文采飞扬的文字。6月底趁着三十团传令兵来军部汇报的当口，陆金城给火线上的徐声先写了一封短信，告诉徐一个“喜讯”：预备十师已经为几位军官报请勋章，其中就有徐声先的名字。
徐声先在“骨狱血渊”中匆匆写了一张纸条回复：我不是为勋章而战，我倒是要在此枪林弹雨之中，‘衡’量一下日本这个将落的太‘阳’！
这句话不仅表现了他对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是将“衡、阳”二字嵌入其中，四十年后第十军老兵们出版回忆录《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时记录了这个细节，他们说徐声先是一个“雍容儒雅，文武兼备”的营长，这封信“虽属笔墨游戏，但英风飒飒，豪气干云。”
1987年台湾天工书局版《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大概写完这个字条两天后，7月1日三十团二营换防驰援张家山，这是衡阳会战期间战斗最激烈的阵地，被称为“西南防线的锁钥”，徐声先带领二营官兵“像救火一样冒着机枪扫射跑步增援。”
抵达阵地后营长徐声先被拉到团部协同指挥，副营长率领着四连压上火线，不到半小时“全部覆没”；稍后六连也“拿了上去”，十多分钟后六连长安化就被抬了下来“手脚皆断”。
随后五连长蒋鸿熙奉命到团部听取反攻计划，在那里他看到协助指挥的徐声先暂时担任步炮联络官，在电话中吵架一样的呼叫炮火支援。
短暂部署后五连被编入突击队发起肉搏反攻，黄昏时分终于收复张家山阵地，五连仅剩二十余人。晚上8点五连长蒋鸿熙在火线被升任为三营长，但4个小时后他就被一颗榴弹炸伤昏死，送入医院抢救。
两周后，还未痊愈的蒋鸿熙听闻，在市民医院后端的无名高地争夺战中“两个小时以内，（三十团）第一营营长负伤，第二营营长（徐声先）阵亡，代理第二营营长少校团副负伤，全团里中下级干部伤亡殆尽。”
多年后原三十团团副甘握回忆了当天细节，7月17日，日军对无名高地发动拂晓攻击，早上8点徐声先被炮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随后团副萧维接任二营长，至12点负重伤；甘握又接替萧维指挥二营，下午2点、5点30分他两度负伤。
最终，徐声先、徐燊桑，这个四川郫县走出来的青年军官、热烈的诗人、文采飞扬的战地记者将生命定格在1944年7月17日的衡阳市民医院后端的无名高地上，那天距离他26岁生日还差两个多月。
8月8日衡阳兵败，蒋鸿熙被日军俘虏，日本人搜查他的个人物品，抢走了徐声先的遗物。“（日本人）首先把我两只水笔和一只挂表抢了去，尤其那支派克水笔，是徐营长的纪念品，令我好生心痛。”
徐声先牺牲六个月之后，1945年1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蒋中Z批准授予徐声先干城甲种二等奖章。
上述张家山团部的匆匆一瞥是徐声先在《血泪忆衡阳》一书中出现的最后一个画面，也可能是蒋鸿熙和徐声先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时蒋鸿熙马上要参加肉搏战，他对五连战士们说：“今天就是我们死的时候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他可以不要命，我们为什么要怕死？他可以跑到几万里外来送死，我们还不敢在家门口死吗？”说完他们脱掉上衣赤膊冲入阵地。那时候的蒋鸿熙已经做好了和徐声先，和所有人告别的准备，只是没想到，最终离开的人不是他。
离开团部的时候，蒋鸿熙听到徐声先在电话里嘶哑的呼叫着炮火支援，他在书中记录徐声先的最后一句话是：“炮兵指挥部吗？快呀！快打张家山呀！炮打张家山前半段呀！……还不够呀！快呀！”
衡阳会战期间日军由停兵山拍摄的张家山画面
3
年轻的妈妈
徐声先在衡阳战斗时，胡窈兰正随着第十军军属们一起向后方转移。6月中旬离开衡阳后，他们在第十军军眷服务处的安排下先撤往衡阳西南160公里外的东安县，随后南下到贵州独山。
在这里胡窈兰没能等来徐声先团聚，却听到了让她悲痛欲绝的消息——衡阳兵败，逃出来的第十军幸存者告诉胡窈兰，徐声先牺牲了。
结婚9个月后胡窈兰成为寡妇……又4个月后她生下了龚世芬。
1944年11月23日，龚世芬在贵州独山的仁济医院里降生，这个医院就是胡窈兰在衡阳工作的那个医院，衡阳疏散后该医院也转移到独山，最终在这黔南小城里接生了龚世芬。
龚世芬出生当天，就传来日军兵峰压境的消息，仁济医院撤往毕节，而刚刚生完孩子的胡窈兰正持续高烧，但她不得不随同第十军家属再次转移。她拖着虚弱的身体，抱着刚出生的女儿，爬上一辆开往贵阳的敞篷卡车，和数万难民一起向西北方逃亡，那是1944年11月30日。
她们刚走，日军就进攻独山，12月1日独山县城在日军进攻中起火，大火烧了7昼夜，这个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城烧为废墟，史称“黔南事变”。
独山深河桥，是广西进入大西南的要道，独山战役时为阻止日军追击，我方计划在1944年12月2日早上炸毁该桥，但美国飞虎队伊文思上尉看到无数难民正通过该桥逃亡，于是延迟到当天傍晚，日军到达前一刻才炸毁该桥，这一举措救助了大量难民，其中包括当时知名影星蝴蝶夫妇、民国船王虞洽卿等。
抵达贵阳后，持续高烧的胡窈兰入住贵阳市立医院治疗，休养数日退烧后，继续向北逃至遵义，在这里她受到一对老夫妇的精心照料，这对夫妇的两个女婿都是在抗战中阵亡的营长，物伤其类的人们在崇山峻岭间的小城内患难与共的相互扶持，他们帮助胡窈兰调理身体，助她再次北上，抵达重庆。
胡窈兰在贵州养病时，12月11日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也从衡阳脱险后赶赴重庆。
1944年底，胡窈兰在重庆见到了方先觉和第十军高层军官，她从军部参谋口中得知徐声先安葬的信息——牺牲的时间较早，战友们给徐声先准备了一口棺材，让他穿着马科尼中校军服下葬，胡窈兰记下了埋葬地址：一个名叫“西山”的地方。
同时，她还收到了徐声先的一封信——战时邮路中断，军人和家眷的信件只能通过军队的内部渠道传递，这封信辗转数月才送到胡窈兰手中。说是信，其实是徐声先在枪林弹雨中匆匆写就的一张纸条：战事激烈异常，伤亡惨重，我亦极有可能为国献身。我走以后，你就投到我情敌的怀抱里去吧！
最后这句话混合了无奈、不舍、宽慰、怨怼等青年爱侣间复杂的情绪。
这几个月里，胡窈兰失去了丈夫，经历了生产、病痛、逃亡，现在又看到这种负气的语句，悲伤愤懑的她立刻撕了这封信。
多年后，龚世芬在文章里描述这一幕时说：（母亲）本已处于悲痛欲绝的状态，最后一句话更刺痛了她的心……母亲当即撕碎了那个对今天的我来说应该是价值连城的纸条。
虽然当时处境艰难，但年轻的胡窈兰并没有轻易地向生活低头。
衡阳一役后，第十军基层军官伤亡大半，在抵达重庆的家属中，有一大批像胡窈兰这样的遗孀，为生活计，有高层军人建议他们改嫁其他幸存军官们，但胡窈兰拒绝了这个建议。
她说，“我不要别人养活我，我自己是个有文化、有技术的人啊！”
60多年后龚世芬发文纪念母亲，她感慨的说：“母亲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里，中国有几个年轻女子敢于站立在自己的双脚上向生活挑战？更何况，当时她怀中还有一个三个月的我。”
在重庆休养大半年后，胡窈兰等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她终于可以回家了。
离家三年后，27岁的胡窈兰返回浙江金华，走时她仅剩一个小布包，而回来时她抱着自己的女儿。
4
年幼的女儿
正如胡窈兰预想的那样，回到家乡后她很快就成为金华医院的护士。
两年后她在医院认识了一名年轻的肺结核病人陈越潮，这个英士大学的高材生当时不仅患病，还遭受了女友车祸离世的打击，胡窈兰护理他的病症，安慰他的心绪，两个受伤的年轻人就此走到了一起。
但这段爱情并不受双方父母支持，尤其是男方父亲，无法理解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爱上一个比自己大6-7岁且带着女儿的寡妇，两人都和各自家庭发生激烈争执，以至于这段恋情成为当地街头巷尾议论的焦点。
胡窈兰再次显现出她果敢的一面，她出走金华，去江西一个医院工作，并和陈越潮结婚——她最终听取了徐声先的建议，勇敢的追求爱情。
但这个小家庭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失去了父母的支持，他们只能自己抚养孩子，而当时的陈越潮还是学生，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胡窈兰身上，一年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在重重压力下胡窈兰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龚世芬送人。
1943年，就在胡窈兰千里走单骑追寻徐声先的时候，她在湖南张家界认识了南京大学毕业的田震苏，二人结为好友，1944年二人在重庆再次相遇，田震苏年纪较长，还没有生育，看到胡窈兰独自带着幼女生活，于是建议她“如果改嫁，就将孩子交给我抚养。”
现在胡窈兰接受了这个建议，联系田震苏后，1948年8月，陈越潮将龚世芬送到武汉交给田震苏和司振东夫妇。
这是龚世芬第一次被收养，那时候的她不到4岁，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武汉龚世芬度过了一段没有记忆的时光，但她应当受到不错的照顾，她至今保留着几张当时和田震苏、司振东夫妇的合照，年幼的她“看上去开心的模样”，同时她也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司斯’。
龚世芬保存的自己和司振东、田振苏夫妇的合影，拍摄于武汉东湖
但这段时光并没有持续很久，1949年初田震苏怀孕了，她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很难照顾司斯，于是决定将孩子还给胡窈兰。1949年4月，在一个勤务兵的护送下，龚世芬像一个小包裹一样地又从武汉送还，就这样在懵懂中她过完了8个月的收养生活。
此时胡窈兰已经落足上海——1949年4月，她和陈越潮加入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为解放军培养的干部，一个月后上海解放了，他们随军进驻上海。
胡窈兰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当然不仅是她，那一年全国人民都迎来人生中的重要时刻——新中国成立了。
但胡窈兰不得不面临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安置龚世芬？
革命大学成立目的是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去接收旧政府人员，一心想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胡窈兰珍惜这个机会，因此她没有透露自己5年前在国军中的工作经历，也隐瞒了自己和徐声先的婚史以及龚世芬这个女儿。
并且当时实行“供给制”分配制度，他们的生活用品都由政府免费供给，但这些供给限定使用人员——革命后出生的孩子可以领取，而革命前的孩子没有配额，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办法养育这个“不存在的孩子”。
最终胡窈兰决定再次送走龚世芬。
这两次送养决定成为她们母女感情纠葛半生的直接原因，以至于70多年后的2024年6月，当我问80岁的龚世芬和妈妈的关系怎样时？
她说，我简直恨了她一辈子。
5
龚家的女儿
1949年4月龚世芬从武汉送回上海，12月她又被送入龚家，这期间的8个月她至今不知自己是如何度过的，“可能是今天送给张家，明天放到李家，像孤儿一样流浪”。
送入龚家时胡窈兰并没有讲述实情，她告诉龚父，龚世芬是她朋友的孩子，她是孩子的“阿姨”，朋友年纪大了担心男方讨姨太太会让女儿受苦，于是想找人家寄养一段时间。从“寄养”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胡窈兰内心的矛盾和不舍——她给自己预留了一个接回女儿的机会。
龚父名叫龚泽驹，此前在国民政府中负责户籍管理，上海解放前他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户籍信息，被新政府以“有贡献人士”的身份留任，属于“国民党留用人员”。公开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后采取了宽大的接管方针，1.4万名旧干部中有1.1万被新政府留用，留用占比近八成，龚泽驹被留任为“民政局户政处第四科副科长”。
而关于龚世芬进入龚家的过程，龚泽驹和胡窈兰分别有一番说法，龚说他在管理户籍时得知有一个4岁的女孩将被送往孤儿院，而他们夫妇没有孩子，一直想领养一个女儿，于是约见了胡窈兰，表明领养意向。
胡窈兰的说法则没有“送孤儿院”一节，她说是通过朋友介绍，知道龚家想收养女儿，于是将龚世芬送过去。
直到今天，谈及这个细节，80岁的龚世芬还念念不忘：“一定有一方说谎了，我偏向于相信我龚爸爸的说法，妈妈那时候要送我去孤儿院。”
1949年12月31日，龚泽驹领着龚世芬回家，在路上他教小姑娘唱《团结就是力量》，这给龚世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当初约定的“寄宿”期满，龚父问她：“司斯，你阿姨要来接你了，你是愿意跟阿姨回去？还是愿意住在这里？”
或许是过去的一年里过于颠沛流离，也或许是在龚家体会到难得的温暖安全，不到5岁的龚世芬回答说：“我要在这里。”
当时的她不知道，这句话成为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重要选择，因为这句坚定的回答，龚家夫妇决定收养她，并给她起了一个新名字——龚世芬，这成为伴随她一生的名字，此后龚世芬有了自己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和姓名，成为上海人。
在这个家里，龚世芬度过了幸福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龚泽驹夫妇对她视如己出，他们不仅精心照顾她的起居饮食，还为她树立起远大的理想抱负，每晚睡前龚泽驹都要给女儿讲解花木兰、穆桂英、武则天这些女豪杰的故事，告诉她要自立自强。
5岁后龚世芬开始上学，龚泽驹告诉她“一定要好好读书，读到大学毕业。很多女人年纪轻轻连高中都没有读完就出嫁生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这一辈子就完了。女人经济上不独立，依靠男人是要受气的。”
这些鼓励和教导影响了龚世芬的一生，1994年龚世芬获得奥克兰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写了一篇名为《戴博士帽之际》的文章来感谢多年来帮助过自己的师长亲友，在文章的最后两段中，她回忆了养父龚泽驹对自己的教育，她写道：“亲爱的父亲，你在我幼小心灵上种下了一颗多么宝贵的种子啊！今天在我彻底完成大学学业之际，请允许我虔诚的向你奉献上我的博士论文吧！……纪念我的养父龚泽驹——是你，永远激励着我，使我成为一个坚强的女人。”
但这种幸福的时光到龚世芬12岁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1956年，龚泽驹失去了科长职位，随后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农村务农，一个月回一次家，龚家的生活立刻紧张起来。
在农场中劳作的龚泽驹
但变故不仅这一处，一年后龚泽驹收到胡窈兰的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胡窈兰承认自己撒谎，坦白了自己是龚世芬生母的事实，并表示，如果龚家同意的话，她想将龚世芬接回身边。
实际上，这些年里胡窈兰和龚家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以“阿姨”的身份偶尔来看望龚世芬，龚泽驹下放农村后，她的探望也让龚家多了一些安慰。
或许胡窈兰原本是想以这种“疏离”的方式和女儿保持联系，但50年代兴起的各类政Z运动让她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进而改变了她的想法。1955年发起“肃F运动”，1957年4月又发起“整F运动”，5月又提出“反U派斗争”，这些运动要求相关人员反思检讨自己的过错，交代自己的历史。胡窈兰向同事们回忆起将龚世芬送人的往事，引发了同事们的集体声讨，大家说她：“是个没有天良的母亲，推脱了抚养孩子的责任，太狠心了。”
这让胡窈兰既羞愧又悔恨。同期她还观看了一个名为《劈山救母》的电影，被小沉香奋勇抗争，勇救母亲的情节所感动，胡窈兰受到良心的谴责，因此在信里沉痛反思自己的过错。
1957年，胡窈兰写给龚泽驹的长信，第一页
龚泽驹收到这封信后，毫无隐瞒的将信的内容告诉龚世芬，他说：“你的阿姨实际上是你的亲生母亲，你的亲生父亲她只简单的说了一句‘战死疆场’，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是要你自己决定，是否回到亲生母亲的身边。”
听到这些话，龚妈妈立刻就哭了，她泪流不止的说：“这个女人太没有良心了，孩子才5岁，像一颗小苗需要浇灌施肥，需要培养成长的时候她把你抛弃了，现在孩子上中学，眼看着长大成人要有收获了，她却回来摘果子，来抢人了。”
这段话龚世芬记了一辈子。
随后12岁的龚世芬做出了人生第二个重要的选择，她对龚妈妈说：“我不回去，妈妈我将来要找一份好的工作，给你养老，我会给你买房子，买钢琴，让你安享晚年。”
60多年后，龚世芬向我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的说：“我也没想到12岁时我竟会说出这些话。”
但小姑娘许下的这些承诺最终未能兑现，在收到长信的第二年，1958年龚妈妈得了癌症，一年后1959年这个善良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候龚世芬刚好初中毕业。
又一年后，龚泽驹也因病去世了，那时候龚世芬正在读上海知名的市西中学——她又一次成了孤儿。
今天位于上海愚园路上的市西中学
6
回家和离家
龚泽驹重病时龚世芬还未成年，于是医院联系了龚泽驹的哥哥来对接事宜，龚伯伯对龚世芬说，我可以抚养你，但你要退学去工厂上班。
15岁的龚世芬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但深受龚泽驹“一定要读书”理念的教导，龚世芬没有丝毫犹豫就拒绝了伯伯的建议。她说：“我不和你生活，也绝不退学。”
随后年幼的龚世芬开始独立生活，但龚泽驹去世不久，居委会突然通知龚世芬搬家，他们要将这个房子改做托儿所，要求龚世芬搬到一个“没有窗户的屋子里”生活。
“我是‘留用人员’的孩子，本就低人一等，并且还不是亲生的，当时弄堂里总有人羞辱般叫我‘领来的’孩子。”龚世芬回忆说，那是她“不堪回首”的时刻，养父刚去世她就面临着被赶出家门的风险，好在这栋房子中的其他几家邻居也都消极抵抗，她暂时没被赶走。
就在这种岌岌可危的状况下，胡窈兰出现了。一天龚世芬正借用楼下邻居的煤球炉给自己做晚饭时，胡窈兰登门探望。
龚妈妈过世后，龚泽驹写信给胡窈兰，希望她能多照顾女儿，于是胡窈兰增加了探望的频次，正是此次探望，她才知道龚泽驹的过世和龚世芬处境之艰难。
内疚的胡窈兰立刻联络龚泽驹的工作单位（徐汇区公安局）说明自己是龚世芬的亲生母亲。又经过龚家所在的居委、龚世芬就读的市西中学、龚泽驹的单位多方协商后决定让龚世芬回到亲生母亲的身边。
因此1960年，在分离12年，辗转了两个家庭，几度孤儿后，龚世芬又回到了亲生母亲胡窈兰的身边。
此时胡窈兰的生活也并不如意，革命大学毕业后她和陈越潮都进入教育系统，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工作，她依旧从事医务相关工作，而陈越潮则成为一名老师。
但1960年陈越潮因父母问题被划为U派，胡窈兰一个人带着孩子们生活，整个家庭也陷入焦虑。龚世芬的到来反而给胡窈兰带来一些安慰，她或许希望从龚世芬身上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持。
但龚世芬根本不爱胡窈兰，“她没有养育我，我怎么会爱她呢？”龚世芬说，她当时隐约感到妈妈为了得到自己的爱而“在努力示好”。
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龚世芬第一次知道了父亲的名字，一天只有她和妈妈两人在家，她在看电影画报，翻到一张梁波罗的侧面照片，胡窈兰看了一眼突然说：“这个人的侧影很像你爸爸。”
龚世芬惊讶之后立刻想起龚泽驹说过的长信内容，她追问道：“你说他战死疆场？”
“是的，他是国民党一个集团军的军部参谋，叫徐声先，‘声先’这个名字怪怪的，他为抗日牺牲了。”
“是吗？”随后龚世芬立刻找出梁波罗的正面照问：“这张像不像？
胡窈兰说：“正面不像，侧面像，”
“爸爸是不是很高大？”
“不，他个子不高，但骑在马上很英俊。”
此时弟弟们回家了，母女俩的对话就此结束。
龚世芬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但那个年代，她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根本不敢问父母、家庭的情况，继父为什么是右派？生父是谁？这些问题都不敢问。
龚世芬与母亲、继父以及三个同母异父弟弟们的合影
就这样，在第一次听到徐声先这个名字后，龚世芬心中就留下巨大的疑问，那时的她无法将“国民党军官”和“为抗日牺牲”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结合到一起。她等着妈妈再次谈及这个话题，但她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46年——直到2005年最高领导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时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功绩；直到我在河南乡下的书橱中翻出来那本皱巴巴的《血泪忆衡阳》整理出版，直到胡窈兰看到有人再次写出“燊桑”这两个字时，她才终于打开回忆的闸门向龚世芬讲述她和徐声先的坎坷往事。
但此时的龚世芬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庭，离开了上海，甚至离开了中国——她已定居美国多年。
从某种角度看，自从进入这个家庭后，龚世芬就在为逃离这里而努力。
她不爱妈妈，更讨厌继父，进入这个家庭的许多年里，她从未叫过陈越潮一声父亲，陈越潮被错划为U派后，她也成为“U派子女、可教育子女”，这使得她更加怨恨这个“父亲”。
读高中时，她曾将报纸上一篇好文章画满红线，陈越潮看到后善意的提醒说：“都是重点就等于没有重点。”但龚世芬完全没有理会，回应了一副“你是谁，配来教训我？”的表情。
2014年龚世芬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不仅有跟许多自己亲生父母被“戴帽”的孩子相同的怨恨，而且还更添了一层冤屈之情——他又不是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什么要让我为他背黑锅！”
在这复杂情感的助推下，龚世芬一心想离开这里。
1962年龚世芬参加高考，当年大学录取率只有15%，但她担心的并不是分数上的竞争，而是政治上的审核，幸运的是那年“向右转”，录取时只考虑分数不看身份。因此她顺利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外贸系（64年该系分出，成为上海外贸学院，现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大学毕业后1968年她去往距离上海4000公里外的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在乌市第一中学当老师，随后她在新疆组建家庭，有了自己的女儿。“我想离开这个家，离得远远的。”
但即使她逃离家庭，离开上海，也还是无法跳出历史洪流的左右。
6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1969年双方分别在黑龙江的Z宝岛和新疆的铁列克提发生冲突，随后苏军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新疆立刻成为战争要冲。进入70年代后战争危险加剧，乌市一度进入紧急状态，像当年的衡阳一样整个城市也做好疏散计划——一旦白天突发军情，要以各单位为主体向南疆地区（天山以南地区）迁移疏散，比如医生就随着医院去阿克苏、学生跟着学校去和田等等。这个计划一经提出整个城市就像开了锅一样的乱作一团，尤其是儿女多的家长们立刻慌了神——如果是晚上撤离，还可以全家一起走，但如果白天以单位为主体撤离就意味着父母、子女将随着不同的单位、学校搬迁到不同的城市地区，一家人很可能天涯海角，天各一方。
得知这个计划后，父母们都担心再也见不到孩子了，龚世芬的一个女同事吓得当场大哭，而龚世芬自己也陷入恐慌，她女儿还小，白天寄养在邻居奶奶家里，如果突发军情，他们可能以居委为单位撤离“这一走，我去哪儿找她们啊！”
此时，她的一个同乡好友找到她说，我们把孩子送回上海吧。
“朋友夫妻都是上海人，他们有三个女儿，分别在不同的学校上学，她比我还焦虑。”于是两家人立刻买了卧铺票，当天下午就将四个女孩送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四人中最大的十几岁，就这样一个上中学的姐姐带着三个小学到幼儿园不等的妹妹从大西北颠簸三天四夜奔赴上海。
女儿出发后，龚世芬立刻给父母发电报告知车次信息，让弟弟帮忙去车站接女儿。也就是从这一刻起，龚世芬突然意识到“不能太犟，要改善和家庭的关系……子女到关键时刻还是要靠父母，而且只能求助父母。”
离开上海多年后，龚世芬终于开始主动亲近妈妈了。
幸运的是，中苏关系缓和，撤离计划最终取消，大家虚惊一场。
随后龚世芬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1980年她考取了天津师范的硕士，1982年毕业后回到乌市任教于新疆师范大学外语系。又三年后，1985年她在西北五省出国英语考试中取得第一名，获得新疆第一个出国名额，赴新西兰留学，在奥克兰大学攻读了比较文学博士学位。
离开了祖国，龚世芬和父母的关系反而亲密起来。80年代末，身处海外的龚世芬在生活学习中遇到巨大困难，她一边忙于学业一边还担心女儿在国内的教育。最终帮助她的还是父母——胡窈兰夫妇将外孙女接回自己身边照顾，帮助龚世芬分担压力、安心读博，这段经历让龚世芬的女儿和陈越潮建立了极为深厚的隔代亲情。
1989年，龚世芬着手写博士论文，陈越潮在国内帮她查找资料、探访学者，以至于自己成为半个研究者，他甚至查阅了二十年代全部的《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将需要研究的作家作品整理成书目，邮寄给女儿。
龚世芬终于意识到继父的不易，回忆起当初对陈越潮的无理举动，她在文章里写道：“回首往事，既惭愧又后悔，我应该对父亲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我的无知吧。’”她说英语中有句俗语“人对你的尊重与爱戴讨不到，逼不得，非得你自己挣来不可。”而陈越潮就践行了这句话，挣来了自己的尊重和爱戴。
也就是在她在新西兰安置好各项问题，准备静心写论文时，蒋鸿熙在我的老家河南原阳病故，他至死也不知道徐燊桑还有一个女儿流落人间。2024年6月，我在电话里和龚世芬感慨，如果80年代她能和我外公见一面，对于双方而言应该都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1994年，龚世芬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她做了大量文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除了比较文学领域之外，她还是国内最早关注熊式一的研究者之一，她写的《关于熊式一》研究文章，至今仍是熊式一百度百科中的关键引用资料，在她的努力下这个“中国的莎士比亚、百老汇中国戏曲第一人”才逐步摆脱了“墙外开花墙外香”的标签，为国内文化圈所知晓。
此外她编写的《走出国门学英语》曾风靡一时，极受初出国门的华人群体所青睐，是90年代中期市场上最实用，最受欢迎的英语学习书籍之一。
1994年，龚世芬获得博士学位
随后龚世芬辗转于新西兰、美国等各高校当老师，“不是给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教授英文，就是给母语为英语的学生教授中文”——像熊式一一样，她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使者。
在海外工作后，龚世芬曾接父母分别到新西兰和美国游玩，新西兰的朋友听闻陈越潮曾被错划为U派，于是追问他是否对这件事耿耿于怀，陈越潮毫不犹豫的否认了这个猜测。后来龚世芬问他“是不是因为洋人这么问才如此回答？”陈越潮说：“不是的，我对谁都会这么说，你想，平反之后，我入了党，担任了重要职务，说明党真的信任我，我为什么还要记仇？”这让龚世芬理解了陈越潮的宽容，也更加明白为什么对自己当初的粗鲁毫不计较。
但另一次在美国的旅行就没有这么温暖，1999年龚世芬接母亲来美国游玩，一天他们母女为了一件小事争执不下，在情绪最激烈的时候，龚世芬脱口而出的说道：“妈妈，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爱过我。”
这句话让胡窈兰整个人都呆住了，她沉默半晌，一句话都没有说。
7
寻找徐声先
2005年，在海外漂泊二十多年的龚世芬看到了大量以英文写作的犹太人揭露法西斯德国的资料，但很少看到英文版描述中国抗战的书籍，于是她萌发了用英文记录中国抗战的念头。200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高层肯定了国军当年在正面战场的贡献后，62岁的龚世芬终于决定寻找徐声先了。
2005年，她给衡阳市领导写信求助，最终收到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徐明华的回复，徐向他提供了追查线索，辗转联系上衡阳当地的历史学家萧培，在萧培的推荐下她知道了《血泪忆衡阳》这本书，看到了“燊桑”这个名字，听到胡窈兰回忆当年的往事。
那时的胡窈兰已经87岁了，她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但她还记得她不喜欢徐声先唱“黑头”，还记得他们分手的时候，第十军全军没有啼哭之声，充满了高昂悲壮的气氛。
在联系我母亲，写前文那封信之前，龚世芬先去了台湾，在那里她见到多位第十军幸存的老兵和后人。
她见到了父亲的战友——原第十军搜索营一连长臧肖侠，臧一看到龚世芬就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得像你父亲。”这是龚世芬“生平第一次听到亲眼见过父亲的人说我像父亲！”她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随后她又见到了原第十军190师568团的团附禹琪，他是徐声先那个营——三十团二营的前营长，1943年下半年他去桂林受训时才离开这个营，因此对该营了如指掌。他告诉龚世芬，他看了好多遍《血泪忆衡阳》，书里的每个人物他都熟悉，他说蒋鸿熙的描写一点都没有夸张，二营打得就是那么激烈，那么惨。“他们营担当了衡阳一仗中最关键最艰难的任务，守在最紧要的西南丘陵地带，首当日军之冲。个个不怕牺牲，奋勇向前和敌人反复厮杀，一个倒下，另一个立即顶上，真正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战士倒了下去，全营‘死伤殆尽’。”
回忆至此，老人缓慢的摇了摇头，龚世芬感觉到禹琪的沉痛和伤感：从某种角度看，徐声先是替禹琪战死的——如果禹琪当时被派回二营，那么牺牲的营长就是他而不是徐声先。
最后禹琪慈祥地看着龚世芬，诚恳地说：“我觉得你就是我的女儿。”听到这句话，龚世芬泪如雨下。
2006年龚世芬和禹琪（左）臧肖侠（右）的合影
离开台湾后，龚世芬取道衡阳，2006年7月她到达衡阳，在萧培的陪同下重走了五桂岭、张家山、天马山等当年的主要阵地。
2006年7月17日，徐声先牺牲62年周年的那一天，龚世芬踏上了父亲牺牲的阵地——衡阳市民医院后方的无名高地，60多年后这里已经是某运粮队的停车场，有几辆卡车停在空地上，有两栋八层高的楼房矗立在南端。龚世芬环顾四周想象着当年的硝烟战场，萧培猜出了她的想法，指着大楼前的一小堆泥土说：“这应该是原来高地上的土。”
龚世芬登上那个小土堆，她在文章里感慨的写道：刹那间，热气从我脚底升腾而起，涌入我心间。
2006年7月17日，徐声先牺牲62周年纪念日，龚世芬踏上父亲倒下的那块土地——衡阳市民医院后面的无名高地
除了牺牲之地外，另一个她想拜谒的地方是徐声先的埋葬之地，当年胡窈兰在重庆听第十军参谋说徐声先葬在“西山”，但实际上衡阳并没有这个地名。
她和萧培反复求证后认为“西山”指的是西禅寺，当时这是一个坐落在天马山脚下占地几十亩，有几十棵百年樟树的古寺，那时的衡阳人常常将西禅寺简称为西禅，而方言西禅的发音和西山相近，多位第十军幸存老兵都在回忆文章中误将西禅写成西山。
衡阳一役西禅寺被炸毁，战后又遭拆解，现在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有一棵古樟树还健在，恰巧龚世芬居住的酒店就在这棵樟树附近，站在窗口她就能看到这棵古樟，她在回忆文章里写道：“那天，我伫立在窗前，看着那棵枝叶繁茂的大樟树，心中呼唤我那远在天堂中却又近在咫尺的父亲：是你吗？亲爱的父亲。是你投下一根无形的丝线，引导我走到你的身旁？”
衡阳西禅寺旧址上的古樟树
两个月后她给我母亲写了那封信，她在信里说:“由衷感谢你们整理出版了您父亲蒋鸿熙的《血泪忆衡阳》，他的书中多次提到我的生父徐声先，让我对这位未能谋面的父亲能有所了解。他对我父亲的性格品德的描写想不到与我生母对我父亲的描述竟是那么相吻合，使我能清晰地看到我父亲的形象。”
一年后，龚世芬通过四川郫县侨联辗转联系上了老家的堂亲，徐家这几个堂姐弟怎么也想不到“先辈口中几十年前就为抗日献出了生命的二爸”的女儿回来了。
龚世芬的伯父母知道徐声先有一个女儿，抗战胜利后他们曾多次寻访，但杳无音信，她伯母生前甚至梦到龚世芬回到郫县医院工作，因此坚持要女儿去医院找这个梦中的堂妹。
此次当堂姐弟们收到郫县侨联的信息，知道龚世芬也在找他们时，全家人激动万分。互通电话后，堂姐弟们开始帮助龚世芬寻找徐声先的相关信息，他们遍查资料，终于在成都的档案馆里找到了徐声先唯一一张照片。
2007年3月7日，身在美国的龚世芬打开电子邮件，看到那张“年轻英俊的脸庞，下巴……方正倔强，显露出刚毅的力量”，泪水立刻涌出眼睛从脸颊滑落。
档案中的徐声先照片
又一年后，2008年5月13日——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龚世芬飞到成都和堂亲相见，他们姐弟在震后的双流机场热烈拥抱。
随后他们回到了徐声先出生的村庄，这里也已经沧海桑田，站在一望无际的田野前，龚世芬想象着徐声先如何从美丽肥沃的成都平原一路走到鱼米之乡的湘中盆地，她在文章里说“我终于追踪到你的足迹了，父亲。”
1939年，徐声先最后一次回到故乡探亲，后来写了那首《告诉你一个消息》的诗歌。
大后方有钢铁的吼声，有明亮的火炬，
有燃着比榴花还明的，年青的热烈的心，
那天，站在郫县一望无际的田野前，龚世芬再次感受到了那“钢铁的吼声，明亮的火炬，那燃烧着的比榴花还明的，年青的热烈的心。”
两年后，2010年9月龚世芬和我妈妈在上海见面。我们和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的儿子方庆中、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的儿子周立起以及关注衡阳会战的朋友们在愚园路的一个餐厅里聚会，看着妈妈和龚世芬握手拥抱，我就想起《血泪忆衡阳》中徐声先和蒋鸿熙一起去湘桂铁路局交涉，蒋鸿熙吓唬了那个官僚处长的故事，徐声先说担心蒋鸿熙真的打死他。
蒋鸿熙发表一通评论说，他的处世哲学就是“对有势的人用笔，对有钱的人用枪，对穷鬼用嘴。”
徐声先笑他：“你的怪花样就是这样的多。”说完他们都哈哈大笑。
那是他们难得的开心时光，那时候蒋鸿熙29岁，徐声先26岁，他们都那么年轻那么热爱文字，也都那么活泼那么率性开朗，这种活泼开朗和今天20多岁的年轻人没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生在那个年代，时代将保家卫国的责任交给了他们。
现在徐营长和蒋连长的两个女儿都已经年及花甲，这次相见真的已经隔了一世。9月的上海阳光明媚，愚园路上的梧桐已经将绿荫铺满整个街道，餐厅外没有枪炮声，替代的是车流声和熙攘声。
吃饭时妈妈坐在龚世芬旁边，为这个姐姐布菜添水，喝完一杯再加水时，龚世芬谢绝了，把杯子放到一边，妈妈以为她谦让，于是起身拿起杯子将茶水倒入，龚世芬犹豫了一下就接受了。而我知道龚世芬不是谦让，而是因为那个杯子粘上了口红印记，她想换一个杯子。
我妈妈不会意识到这种问题，因为她从没有涂过口红，从小就是U派子女的她比大部分人都敏感且注意分寸，但这种问题对于我妈妈而言“超纲”了。
我没有提醒妈妈这个细节，我看着她们客气又热络的聊天，知道这60多年里，不同的生活经历在徐营长和蒋连长的女儿之间，划开了一个巨大的鸿沟，她们在各自的人生长河里翻转流动，漂向不同的远方。
2010年，龚世芬和我母亲卢天培在上海愚园路附近餐厅合影
餐间大家讨论衡阳会战的细节，都希望有机会将这场战争拍成电影，搬上荧幕，当时有人提议说，可以编一个故事，一个爱国青年为了保家卫国，抛妻弃子留守衡阳，最终以身殉国，马革裹尸，抗战胜利后，所有人都在欢呼，但他的妻儿却再也见不到他回还。
龚世芬说，这种故事不用编，我的存在就证明这不是故事而是事实，我就是遗腹子，我的爸爸徐声先就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
一瞬间大家都陷入沉默。
后来龚世芬说大家以后可以叫她徐湘衡，湘是湖南的湘，衡是衡阳的衡。我当时以为这是她为了纪念徐声先新起的名字，而后来我才知道“湘衡”就是她最早的名字。
她在贵州独山出生时就被胡窈兰取名湘衡，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她被送给田振苏夫妇，所以龚世芬一生有三个中文名字，1-3.5岁名叫徐湘衡；3.5岁到5.5岁名为司斯；5.5岁至今都叫龚世芬，但从62岁后，她将徐湘衡和龚世芬并列使用，所有关注衡阳会战的人们都叫她徐湘衡。
龚世芬说，她应该不是第十军后人中唯一一个“湘衡”，据说衡阳一役后多个第十军幸存者都给孩子取名“湘衡”以纪念这场伟大的战役。
8
衡阳有我
2012年3月22日，94岁的胡窈兰在上海去世，生前她申报了遗体捐献，并且将原工作单位东华大学发放的抚恤金、丧葬费6万余元一并捐给学校，用作困难学生的奖学金，同时立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收礼，不买花。
陈越潮严格执行了这些遗愿，除了家人以外没有请任何亲友参加葬礼。
他们在遗体捐献处设置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墙上挂着一副对联：“爱心与天地共存，精神与日月同在。”龚世芬最后一次端详胡窈兰，看到她一头棕色的头发，只有少许银丝，她感觉到母亲一直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一个多月后，龚世芬在东华大学的校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纪念母亲，标题为《我的母亲，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2021年8月我计划写这篇稿件第一次采访龚世芬时，她和我说，我的妈妈一生很多想法都和传统思想不一样，无论是当年她独自一人去福建追寻徐声先，在湖南举办新式婚礼主动走入现场，还是最后她捐献遗体不举办追悼会，“她确实是一直走在时代前列”。
2024年7月，我着手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在微信上问龚世芬：“你们母女最终和好了吗？”
她回复我说：“（我们）不是简单的‘黑与白’，我说我恨了她一辈子，也明确说过她从来没有爱过我，但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争吵’‘和好’的过程，在外人眼里我们的关系就是一般母女关系，我妈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那一代女性，她很少是个温柔体贴的母亲。”
后来她又补充说，“母亲离世后，继父将母亲的信件都交给了我保存，读了这些信件后，我对母亲当年的行为有所理解，所以用‘和好’这个词形容我们母女关系不太恰当，应该说是‘理解’，母亲离开后我开始理解她了。”
2014年，陈越潮离世，龚世芬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标题为《不是生父，胜似生父》，她写道：“当年父亲被错划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能有个“真正”的父亲，他能爱惜我、理解我、耐心指点我、诚恳帮助我，并为我的每一点一滴成绩感到自豪。今天回首几十年往事，再一看，嗬，不是吗？就是这位近在我眼前的陈越潮父亲，彻彻底底地满足了我一切的一切愿望！”
2019年，衡阳会战迎来75周年，身在华盛顿的龚世芬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这场战争和徐声先的人生，她重读《血泪忆衡阳》后突然意识到：“蒋鸿熙是在代我父亲徐燊桑写完《衡阳有我》。”
因此龚世芬将这篇纪念文章命名为《衡阳有我》，时隔75年她终于帮父亲续写了这个文章，虽然她无法复原徐声先当年计划撰写的战争场景，但没有人比她更合适写这篇文章了——她本就孕育在衡阳，她是这场战争的千千万万个悲剧结果中最明亮励志的一个。
2021年，龚世芬告诉我，她用英文写了一本书叫《我的四个父亲》：生父徐声先、第一个养父司振东、第二个养父龚泽驹以及继父陈越潮。她说，回想起来，我是幸运的，虽然我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但是后三个父亲都对我不错。
2024年，龚世芬已经80岁了，三年前她的脊柱做了一场手术，手术虽然成功，但术后的脊椎不能受力，行走都要靠腿部支撑，因此股骨关节受到磨损，进而引发腿部疼痛，现在行动都需要拐杖助力。
医生建议她再对股骨进行手术，她拒绝了，她说：“这个刀再开下去我可能就会死了，我死也无所谓，但是我还要写书呢！我要用英文写一本介绍衡阳会战的书，这本书不写出来我不能死。”她选择保守治疗，“腿疼得实在受不了，就打一针封闭。”
她说当她抱怨看到了无数犹太人反纳粹德国的英文资料，但很少看到关于中国抗战的英文书籍时，她的先生Richard用一句英语谚语鼓励了她：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蜡烛（It's better to light a candle than to curse the darkness.）随后鼓励她用英语来记录衡阳会战。这成为她今天努力写作的起点。现在她已经在维基百科上建立了衡阳会战的英文词条（Battle of Hengyang），她梳理撰写，Richard编辑上传，她要用人生最后的时间来帮助父亲完成他生前未竟的事业，他们两代人接力般的告诉全世界——《衡阳有我》。
如果换成网络用语来描述这件事——这个80岁的老太太正在以一己之力在英文世界里构筑“衡阳会战”宇宙。
2023年，龚世芬和先生Richard在西班牙合影
她的这种态度感染了我，我想如果她是世上最适合写《衡阳有我》的人，那么我应该是世上最适合写这篇稿子的人了。人如果生来有使命，那么记录这个“故人归来”的故事或许就是我的人生使命之一。
这场战争过去80年了，这80年里无数幸存民众、伤残军人、战争遗孤都走出衡阳迈入新生，这些小小的人儿顽强生长，走入婚姻，生了儿女，结了亲家，聚会欢笑，别离悲伤，聚沙成塔又星飞云散，在滚滚红尘中辗转飘荡，在时代洪流中上下翻滚，最终哭着笑着离开属于自己的时代。
除了这满纸故事，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
-完-
后记：这是《写在历史边上》系列中的一篇文章，这个系列我准备写三篇，主要记录参加衡阳会战的第十军后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横跨80年，记述3-4个家庭，2-3代人的经历。
我知道这些故事不会录入历史，但他们可以成为历史的注释，比如人们讨论起衡阳会战的时候不仅仅是讨论那个军，那一代人的生死战斗，还可以点开注释看看他们后人都经历了什么，所以给这个系列文章取名《写在历史边上》。希望这些故事可以让大家看到战争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发生在战斗过程中，而是会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
按照时间轴计算，本篇《似是故人来》应该是该系列的第二篇文章，第一篇计划写蒋鸿熙和他后人，也就是我外公和我母亲以及我的故事，但大概和近乡情更怯类似，我写自家的故事反而非常困难，不知如何取舍，斟酌良久，写了又删，迟迟不能完稿，索性先把第二篇发了，希望能获得一些力量来支持我完成该系列的另外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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