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品，院有院品。
南京博物院的院品，已经被出现在拍卖会上的《江南春》，斩于马下。
仇英和庞莱臣，隔着时空，以一幅字画为媒介，狠狠地掐住了徐湖平的脖子。
虽然有白纸黑字，徐湖平肯定逃脱不了干系，但是站在徐湖平的角度，仍然会觉得冤枉。
因为像徐湖平这样办事的有关人士，并不在少数，并不是个例。
只是有的事情败露了，有的还继续瞒着。
瞒着的多，败露的少。
瞒得好，世人永远都发现不了。
徐湖平之所以为自己辩解，不是因为他真的以为自己没错，而是他认为大家都这么做，而如今只有他徐湖平一个人被推出来，自然觉得委屈。
文化圈内，到处都有“徐湖平”。
在这里，老董以自己的人生经历，给大家讲一讲我从小到大，遇到的各种“徐湖平”。
老董生来就喜欢读书，早早就成了近视眼。
儿时没有网络，可以阅读的内容有限，所以只要看到有字的纸，老董就都要拿起来看看。
第一次接触鲁迅文集，是在某位村干部家的碳窑里发现的，随手乱丢的《南腔北调集》，《淮风月谈》，《而已集》，《三闲集》，封皮上盖着村里圆形的红印，可以证明它的归属-----然而在当时，没有人在意这种归属，人们更在意的是书纸可以引火。
1990年的冬天，四本鲁迅的书，未能温暖人心，却温暖了人身。
上学以后，小学每年都要搞好几个仪式，邀请村里走出去的有钱有权人物，到学校给孩子们做榜样讲话。为了造福桑梓，那些叔叔伯伯到学校都不会空着手，给学校捐了很多很多图书。
老董儿时淘气，经常被关在图书室自省，有幸从叔伯们所捐的小人书当中，断断续续地看过四大名著，杨家将，镜花缘，张献忠传奇等故事。
九十年代末期，山村里的学校撤了，学校的很多图书也流落到了几位老师手里。
老师比村民们的觉悟高一些，拿到书没有烧，都分给了自家子弟。
1998年，老董到了山西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就学，教室对面就是学校的图书馆，老董曾经废寝忘食地，从图书馆借书阅读，记得那些书封面上都有椭圆章和编号。
十年以后，这所学校与另外几所学校合并，校址也换了新地方。老董受人指点，到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蹲点，果然看见三轮车一车又一车地往过拉书。可惜这些书早有下家，老董一本都没有捞着。
若干年后，我在尖草坪一个旧书店，与一本《飘》重逢。
封面上学校的椭圆章和编号依稀可见，不知道这书和它的同伴，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结婚以后，老董回了小县城，不久就又融到了本地的文化圈子里。
赶巧小县城的新图书馆落成，旧图书馆迁移，又一次目睹了当地的“徐湖平”们，把那些旧书旧报纸，都一捆一捆地据为己有。
每一次文化单位或图书室的迁移，都能给各种“徐湖平”们提供机会，他们用身份做掩护，总能找到管理制度的漏洞，把一些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旧书旧物件，当成废品、赝品、次品，收到自己的囊中。
因为手续齐全，所以即使老董看到了他们拿了一捆一捆的书，也不知道他们拿走那些书，到底是合规还是违规行为。
新馆落成之后，里面的藏品，表面看起来书是多了，实际上都是新书或肥皂口水书居多，真正有价值的反倒少了。
掐指一算，老董十来年不进当地图书馆了。
书并没有消失，旧书买卖早就形成了产业链，打开电脑就有“孔夫子旧书网”，应有尽有。
只是当初的废品，次品，赝品，摇身一变，已经价值不菲。
以上这些，都是老董经历的一些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折射出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无论哪里的文化单位，只要给机会，就会有内部人监守自盗。因为监守自盗的人太多，人们早就已经对这一类事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徐湖平所做的事情，很多人做过，还有很多人正在做。
很多正在做这类事的“徐湖平 ” ，甚至还在网上与我们一起，义正词严地批评那个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
一只蛀虫好抓，但如果蛀虫已经成千上万，甚至反过来掌握了解释这一类事情的话语权，那就一点也不好办了。
这才是南京博物院《江南春》一案，真正让人感到脊背发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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