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英姬，是我们的朝鲜导游。第一次见面时，她穿着天蓝色民族长裙，胸前别着金日成徽章，笑容标准得像教科书插图。但真正让人移不开眼的，是她那双眼睛——清澈得能映出大同江的水波，睫毛长而密，眨眼时像蝴蝶扇动翅膀。
“各位同志，欢迎来到朝鲜。”她的中文带着柔软的平壤口音，每个音节都圆润饱满。
第一顿欢迎宴在羊角岛酒店。英姬穿梭在圆桌间，裙摆拂过地毯。当那盘招牌红烧肉端上来时，她眼睛亮了一下——不是看到美食的喜悦，而是一种更复杂的、近乎虔诚的光。
“这是我们最好的猪肉。”她轻声说，手指轻轻拂过转盘边缘，“请一定尝尝。”
我们象征性地夹了几筷。肥肉部分几乎原封不动。英姬看着，睫毛垂下来，在脸颊投下浅浅的阴影。
宴席过半，她忽然小声问坐在旁边的上海阿姨：“是不是……不够热了？我可以让厨房再热一次。”
阿姨忙摆手：“不用不用，是我们吃不太惯这么油的。”
英姬点点头，没再说话。但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第一次出现了困惑——像精致的瓷器裂开一道细缝。
后来的行程里，这困惑越来越深。在开城，她把铜碗里的饭粒一颗颗吃干净；在妙香山，她把我们剩的泡菜汤汁倒进自己碗里拌饭。她做这些时总是侧着身，长发滑下来遮住半边脸，仿佛在完成某种秘密仪式。
真正让我难忘的，是那个去南浦的早晨。大巴车在一处休息站停下，英姬匆匆下车，说是去“处理些事务”。我透过车窗，看见她快步走向休息站后的小巷。好奇心驱使，我悄悄跟了过去。
巷子尽头是个简陋的集市。英姬站在一个摊位前，正从印着牡丹花的布包里小心地掏出粮票和零钱。摊主——一个满脸皱纹的阿妈妮——递给她一个油纸包。英姬接过，迅速塞进手提包，转身时差点撞到我。
她的脸瞬间涨红，那抹红从耳根一直蔓延到脖颈，在白皙的皮肤上格外明显。“您……您怎么在这里？”她下意识把包往身后藏。
我假装没看见：“找洗手间，走错了。”
回大巴的路上，她一直沉默。直到车启动，她才从包里掏出那个油纸包，打开——是几块深褐色的、油光发亮的糕点。
“这是……”她声音很轻，“给我弟弟的。他今年考大学，在‘特别班’补习。”她顿了顿，“这里面有猪油和糖。补脑子。”
她把糕点重新包好，动作轻柔得像在包裹婴儿。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她脸上，我看见她嘴角有极淡的笑意，那笑容真实得让人心头发紧。
从南浦回来后，英姬似乎放松了些。晚餐时，她第一次说起自己的事：“我父亲是军人，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中牺牲了。”她说这话时挺直腰背，像在背诵课文，“母亲在纺织厂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外国语，毕业时成绩优异，被分配到旅行社。”
但紧接着，她话锋一转，声音低了下去：“小时候最盼过年。不是盼新衣服，是盼母亲工厂年底发的那块猪油。”她比划着，“这么大，雪白雪白的，装在铁皮盒里。母亲会把它藏在柜子最高处，每天做饭时，用筷子挑一小点……”
她停住了，意识到说得太多，重新端起标准的微笑：“当然，现在生活好了，我们市场供应很充足。”
那晚的最后一道菜是煎饼。英姬仔细地把每桌剩下的油渣收集到一个小碟子里，用另一张饼卷好，包在餐巾纸中。“明天早餐可以吃。”她对我们解释，眼神清澈得不带一丝羞赧。
旅程最后一天，在平壤火车站月台，英姬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轮到我的时候，她忽然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油纸包。
“我自己做的，”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猪油糖。路上吃。”
火车缓缓启动。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站在月台上，天蓝色长裙被风吹起一角，胸前的徽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挥手，笑容还是那样标准，但我知道那油纸包里藏着另一个她——一个会偷藏猪油糕给弟弟补脑的姐姐，一个记得铁皮盒里雪白油脂的女儿。
打开油纸包，里面是四块琥珀色的糖。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浓郁的猪油香混着砂糖的颗粒感在舌尖化开，甜得发腻，甜得沉重。
邻座的上海阿姨尝了一块就皱眉：“太油了，这姑娘手艺不行啊。”
我没说话。窗外，朝鲜的田野正在后退，像一卷缓缓收起的灰绿色胶片。我含化第二块糖，让那油腻的甜味浸透每个味蕾。
我想起英姬说过的那个铁皮盒，想起她收集油渣时低垂的睫毛，想起集市小巷里她涨红的脸。这些画面和嘴里的甜腻交织在一起，让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美丽的少女导游，她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最精致的展示品。她的笑容、她的礼仪、她流利的外语，都是精心打磨的橱窗。但那些关于猪油的记忆，那些藏在油纸包里的、甜得发腻的关怀，才是橱窗后面真实的生活。那生活里有配给、有匮乏、有铁皮盒里小心翼翼省下的油脂，也有一个姐姐全部的爱。
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时，我吃完最后一块糖。油纸在手里被揉成一团，却舍不得扔。上面还残留着甜腻的气息，像那个国家留给我的、复杂而真实的吻别。
英姬还在月台上吗？她会不会又去了那个集市，用粮票换另一包猪油糕？她的弟弟吃糖时会想起姐姐吗？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嘴里的余味提醒我，在那些标准的笑容和天蓝色长裙之下，是一个用猪油和糖构筑起来的、沉重而温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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