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例聚焦于单克隆抗体（mAb）的开发。在非临床研究中，单抗药物的毒理学试验种属以猴为主（通常±大鼠）。选择动物模型的核心依据是药理相关性，即候选抗体是否能与该种属的靶点结合，并最好能引发生物学效应（如药效终点），这一标准优先于序列同源性。若该抗体仅与人和猴的靶点结合，则无需开展啮齿类毒理研究。但若其也能结合大鼠/小鼠靶点，则应补充啮齿类毒理试验。给药途径通常根据拟用临床给药方式确定，常见为静脉（IV）。
由于单抗在体内最终被降解为氨基酸，一般无需开展传统意义上的药物代谢研究。
剂量选择通常基于耐受性或最大可行剂量。不过，更常见的是，最高剂量设定为人体计划最高暴露量的10倍，以确保安全边际。
需特别注意的是，候选药物本身是人源分子，因此在动物体内可能诱发抗药抗体（ADA）。但动物中出现ADA，并不意味着人体也会产生。大多数针对治疗性单抗的ADA靶向其可变区抗原结合位点，可能干扰靶点结合；改变药物清除率（加快或减慢）；具有中和活性；或完全无影响。当ADA滴度（浓度）足够高且持续存在时，会与药物形成药物-ADA免疫复合物，从而显著改变药代动力学（PK），直接降低药效。
常用ADA检测方法如下图所示，但存在明显局限：
局限性主要体现在药物耐受性不足。当体内药物浓度很高时，ADA信号可能被掩盖导致假阴性。这一问题在动物研究中尤为突出，因为动物给药后采样窗口短（通常仅1-2周），药物暴露量约为人体的10倍，更易形成免疫复合物。因此，即使ADA检测结果为阴性，若观察到药物暴露突然消失，仍应高度怀疑ADA形成。此时需综合评估暴露丢失发生的时间（ADA通常需约2周才产生）；受影响动物数量；给药剂量；其他ADA间接证据（如PK异常、组织病理变化等）。
临床前的药物暴露通常通过“抗原包被法”检测：将靶抗原固定于板上；加入样本，若含药物抗体，则与其结合；再用标记的抗人抗体检测结合的药物。ADA可能阻断药物与靶抗原的结合，导致假性“无暴露”。
因此，当检测不到药物时，必须结合时间窗、动物数量、剂量及其他ADA证据进行综合判断。
免疫复合物（IC）形成是单抗药物开发的另一挑战。IC的形成具有以下特点：不一定呈剂量依赖性；通常仅出现在部分动物中；可在特定解剖部位沉积，引发免疫复合物性血管炎，常见于肾小球、肺、脑、小动脉分叉处（可能因血流湍流所致）。
在猴研究中，可通过免疫组化确认IC沉积：染色检测人源IgG（药物）、猴补体、猴IgG/IgM（提示ADA存在）。虽然IC相关病变对动物健康确属不良反应，但若人体未产生ADA，则此类毒性对人类的预测价值存疑，其临床相关性应谨慎评估。
分享个具体案例
一种靶向新型炎症通路的IgG类单抗，在大鼠和猴中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重复给药毒性研究。
关键非临床数据如下：
大鼠试验
剂量：0、10、30、100mg/kg/周
结果：未观察到明显毒性效应，但给药2周后体内已检测不到药物暴露（提示可能产生抗药抗体ADA）。
猴试验
剂量：0、10、30、100mg/kg/周（每组n=6）
给药途径：皮下（SC）和静脉（IV）
具体结果见下表。
决策前需思考的问题：是否存在不良反应？若有，是否提示对人类存在潜在危害？为什么？大鼠和猴的“未观察到不良反应剂量水平”（NOAEL）？基于这些数据，建议的人体起始剂量和最大剂量是多少？若推进至临床，应采取哪些风险控制措施？
关于不良反应：猴在100mg/kg/周剂量下出现不良反应（如免疫复合物沉积、血管炎等），但这些效应很可能由ADA引起。若人体不产生ADA，则此类毒性对人类的相关性存疑，未必构成真实风险。
NOAEL确定：大鼠NOAEL=100mg/kg/周（尽管无暴露，但未见毒性）；猴NOAEL=30mg/kg/周（100mg/kg剂量出现不良反应）。
人体剂量建议：起始剂量通常参考最低NOAEL（即猴的30mg/kg/周），并采用10倍安全系数，建议起始剂量为3mg/kg。
若有其他药理学数据（如MABEL，最小预期生物效应水平），也应纳入考量。
最大剂量无需预先设定上限，可依据人体安全性、暴露水平和药效数据逐步递增。
临床风险管理措施：考虑到临床前猴毒理出现的不良反应和潜在IC影响，在临床试验中，需密切监测受试者是否出现超敏反应；定期检测ADA，评估其对药代动力学、药效及安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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