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聊聊1644史观的问题，近日来网上有很多，对于1644史观问题的讨论。其核心观点是华夏文明中断论，意思是中华文明的进程被满族入侵打断了，中华文明的衰落就源于满清入关之后，为维护其统治，闭关锁国，大兴文字狱，压抑民间活力，导致中国在近现代发展上逐渐停滞，最终被西方超越，而使国运衰落，终于到了处处挨打，受欺侮的境地，并把满族入关归为外族入侵。
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这种屈辱史观，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朴素情感，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也就仅止于此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绝不能简单归因到某一个特定的单一因素，国运兴衰肯定是有多方面的合力，共同互相作用，才造成后面的结果。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当年1644年，不是满清入关，而是李自成开创大顺元年，他能不能比满清做得更好呢？请试想一下，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这帮人仅仅来北京多少天，都干了些什么事儿，这不就清楚了吗？ 好，再找一个比李自成水平高一点的，吴三桂怎么样？他可是官宦世家出身，天生脱离了草莽的粗野出身，是所谓的精英治国了吧，当满清无力控制全国这么大版图的时候，云南和西南诸地都是吴三桂控制并管理，他把云南管理的又如何呢？《清史稿》记载，他在云南是享有极高自治权的“土皇帝”，权力不受中央节制，可以自行选用官员。还创立了“西选”制度，就是可以向全国其他地方推荐、派遣官员。
在他的治下，垄断云南的盐井、金矿、铜矿，广征税赋，耗费巨资修建奢华的“安福园”，严重的增加了民间的负担，对社会实行高压的强力控制。一方面镇压土司，一方面又有意了培植自己的势力，进一步剥削人民，他对云南人民的统治，就两项，高压和盘剥，后来“三藩之乱”，更是仅为个人野心膨胀，而增加人民的负担，使云南人民怨声载道。
那么他的统治和满清的统治有什么两样呢？并无什么实质差别，一丘之貉而已。
再说了，满清本来属于偏远少数民族，他借以统治广大中国的制度和手段，全套照搬明朝，而明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统治模式呢？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个把老百姓当庄稼一样种在地里，画地为牢的时代，把所有的人员都分类，并且世代不得变异，农户、军户、贱户。就这种管理水平，你能说他比清朝高明吗？
朱元璋家子孙，生下来就由国家豢养，不工作，不纳税，不受法律约束，大家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的繁衍生育，生的越多，国家给的钱越多，那个被后来被李自成煮了的福王，光子女有90多个，这位二十九岁的王爷抵达封地时，带来的不仅是家眷和仆从，还有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万历皇帝赏赐的两万顷良田，以及四川的盐税、茶税，甚至沿江杂税和一千三百引的淮盐销售权，这就是朱家一家一姓的江山，后来朱家光子孙就达一百多万人。
朱元璋死后，未生育的嫔妃全部殉葬，在秦汉时期早已废除的野蛮制度，又重新回来了，唐朝时官员上朝是有座位的，宋朝官员只能站着，元朝就只能跪着了，明朝就可以直接把官员按在地上，拖着屁股打板子。
这一路下来是越文明了呢，还是越野蛮了呢？大家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或1644后，中华文明断绝，这是很片面的说法。
二千年秦制的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一个皇权不断加强，士大夫和民间的活力与权利不断萎缩的过程，直到个人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得干干净净。这一过程一直延续，一直加强，元代还设有宰相一职，来制约皇权，到了明朝朱重八，连宰相都不要了，只给自己配了一套秘书班子，叫做内阁，清朝延续了明制，叫军机处。
一套治理模式，不管是好还是坏，只要不断延续下来，它就会形成一种惯性，能自我强化，自动运行，自我禁锢，皇权专制也是一样的，一旦形成一套社会网络，他就会自我驱动，多系统联动，逐渐强化。
皇权的不断强化，体制的固化，社会的僵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完全锁死。
所以说1644既不是转折点，更不是退回去了，而是之前系统的延续和不断循环，不过是换了一套马甲而已，要改变这一套系统，那就要从上到下，自下而上的全部抛弃整套的系统。重装一套新的系统，这样它整个逻辑才能改变，治理模式不变，只换班子，只换人，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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