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历史人物应扎根于具体的时代语境与史实细节，施琅之所以值得称颂，并非因其个人品行无瑕，而是他在明末清初的分裂乱世中，以军事智慧与战略远见完成了国家统一大业，其功绩经史料印证，更经得起历史长河的检验。
施琅的称颂首先源于澎湖海战中实打实的军事成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在历经11次和谈失败后，决意以武力结束台湾与大陆的数十年割裂状态，施琅临危受命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全权主持征台事宜。他力排众议，坚持“先取澎湖，以扼其喉”的战略构想——相较于直接进攻台湾本岛，澎湖作为咽喉要地，攻克后可断绝台湾外援，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在作战时机选择上，他摒弃常规的北风进军思路，巧用夏季南风突发进攻，打了郑军一个猝不及防。决战中，施琅亲率300艘战船、两万余水师，分三路向澎湖发起总攻，东路攻鸡笼山、西路取牛心湾，中路直捣娘妈宫核心阵地，经七日鏖战，焚毁郑军战船百余艘，歼灭主力部队，迫使郑军统帅刘国轩狼狈逃回台湾。这场战役以极小的代价取得完胜，为台湾的和平归降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战术部署之精妙、指挥调度之果断，堪称古代海战的经典案例。
更值得称颂的是他超越个人恩怨的政治智慧与保台固疆的远见卓识。施琅与郑氏集团有着血海深仇——早年因与郑成功的矛盾，其父兄惨遭诛杀，这份私怨足以让他在破岛后展开报复。但他深知收复台湾的核心是国家统一而非个人复仇，进入台湾后，即刻推行抚绥政策：抚伤兵、释战俘、免赋税，甚至亲赴郑成功祠堂献祭，以“君事也，敢报私怨乎”的誓言安抚民心，迅速稳定了动荡的社会秩序。尤为关键的是，当台湾收复后，朝堂之上出现“迁民弃台”的荒谬论调，甚至有人主张将台湾赠予荷兰人时，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据理力争，明确指出“台湾虽在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则“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圉”。他详细阐述了台湾的战略价值与治理可行性，建议设府置县、屯兵镇守，最终说服清廷采纳其主张，于康熙二十三年正式设立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彻底结束了台湾的割据状态。
施琅的功绩，本质上是顺应国家统一大势的历史必然。他或许有“两度易主”的争议性经历，但其晚年的作为始终围绕着“统一”与“守土”两大核心。澎湖海战的胜利，结束了明末以来台海地区的战乱纷争；力主保台的壮举，为后世奠定了台海地区的稳定格局，促进了台湾与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度融合。正如史学家汪荣祖所言，“从法理上、建置上而言，台湾真正归入中国版图，是施琅平台之后才成为事实的”。
历史纪实从不回避人物的复杂性，但更注重其核心行为对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影响。施琅以一场决定性的海战完成了国家统一，以一份掷地有声的奏疏保住了中国的东南海疆，这份功绩关乎领土完整、关乎民族福祉，远比个人私德的争议更为重要。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正是对他当年功绩的最好印证，这也正是施琅值得被历史称颂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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