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一个不讲效率、不赶时髦却享用终生的爱好｜“AI时代趣味博物学”对谈回顾|刘华杰|博物学家|庄子|科学|达尔文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重启博物的用意是什么？

近日，在“复兴博物学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暨‘AI时代趣味博物学’丛书发布会”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博物学界领军人物刘华杰，携三本新书《雀瓮》《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舍象与秋水变焦》与读者见面，分享了博物与科学的区别，以及我们如何重建人与自然的情感连接，通过博物学去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周遭，使其成为独立于科学的可以去验证我们可能所看到东西的一个渠道。

此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劲硕主持。《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执行总编单之蔷、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北京大学附中前副校长张继达、博物画家余天一等参与活动对谈。以下为对谈整理，有删减。

“AI时代趣味博物学”系列三书，《雀瓮》《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舍象与秋水变焦》，刘华杰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5年10月。

整理｜刘亚光

人生中有很多比

“加速”更重要的事

刘华杰：非常感谢我们到场的各位朋友。我想先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我们重启博物的用意是什么？圣雄甘地讲过一句话，大意是说，人生中有很多比“加速”更重要的事情。但显然，现代社会最重视的，就是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博物学相当程度上是与此达成一个平衡，注意并不是对抗，因为对抗不了。博物，是相当弱的一件事情。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作“格物必博物，惭愧张茂先”。张茂先就是张华，写《博物志》的张华，惭愧相当于现代汉语多谢的意思。古代的文人强调格物，格物最基础的就是要博物，我们今天应该要感谢张茂先，但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张茂先干了什么事情。他是一个地方官员，一个军事学家，今天我们做的博物与科学有很多相交的方面，但是它代替不了科学，科学也代替不了博物。博物更在乎普通人怎么去访问大自然，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就开始，一直到博士毕业，基本上是把受教育者关在钢筋水泥的教室当中，与大自然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会给受教育的人造成很多误解。

今天我们的新课标强调知识、情感、价值观，教室中的教育更多的是在传播知识，在情感和价值观上做得相对有限，博物在这方面可以适当地做一个补偿。另外，博物也是与现代性有一定的关系的。我提出“我博物我在”，是直接针对笛卡儿所讲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儿的名言是非常重要的，他开启现代人的思想，强调人的主体性，把人从神权当中解放出来。个体解放了，现代诞生了以后，人这个物种就骄傲起来了，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在生态系统中为所欲为，造成了生态摩擦。某种程度上博物可以使我们来反思人这个物种，使我们更容易去接受一种非人类中心的论点。

今天是个AI的时代。AI非常重要，我们博物活动也要广泛地去使用AI，但是跟AI相对的，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概念叫NHI，博物智能（natural history intelligence）。今天其实两种智能人都是需要的，不能仅仅强调博物智能或者仅仅强调人工智能。NHI是强调人类这样一个物种是动物的其中一员，人的肉体本身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是重视人的精神境界的培养，而忽视了人的躯体。

第二个方面，简单说一下我的三册小书。《斯卡布罗集市上的植物》是我长期关注的植物，《雀翁》则是我第一次写昆虫。我们人类瞧不上眼的虫子，它是否具有分类的能力？我的意见是肯定的，它有很强的植物分类学的能力，如果分类不好，虫子的后代没法活下来。书里我还写了一位很少被介绍的外国人塞立斯，他研究了700多个世界各地的蜻蜓，还研究北京的蜻蜓，但他其实都没有来过北京，那些标本从哪里来的都是个谜。北京的昆虫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我看植物，把虫子完全忽略不计了，现在我发现，这完全不对，因为虫子跟植物一起看，才能更好地理解生态。只看一类物种，肯定会忽视另外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生态好不好？以前看植物觉得还可以，非常不错，有很多野生的本土物种，但是从虫子的角度来看觉得北大的生态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虫子特别少。

银杏大蚕蛾的笼状茧，见于湖南新宁。刘华杰/摄。

《舍象与秋水变焦》这本，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名字很怪异，确实，我故意让它怪一点。“舍象”是“化简”的意思，我们不管进行哪一种研究都要进行化简，要舍掉，舍掉大量的部分只保留主要的。舍多少得多少，但是舍的太多最后会有偏见的，这是科学方法论。变焦就是拿着手机，放大缩小。通常研究事物的方式是定焦的，只在一个焦点上来观察对象进行研究，这样得到的结论也是有偏见的，所以要放大缩小，在不同的焦距下来观察它，看到的景深是不一样的，得到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还不习惯于变焦。

为什么叫秋水变焦？其实庄子很早就研究过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庄子，达尔文也研究过，一生都用变焦的眼光来考察这个世界。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一个文集中非常明确地讲出了达尔文的这种变焦。他既有望远镜的视角，又有放大镜的，博物学家特别擅长用变焦，反而自然科学家不大喜欢。

博物其实是个非常古老、综合性的、注重横向发展的学问，跟现代科学相比它还显得很“肤浅”。现代科学家不愿意别人称自己是博物学家，这样会显得自己不能做更深刻的工作。现在的学科分类中它显得更是边缘，中学的课程中也没有。

但是有一些榜样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最重要的就是达尔文，达尔文最主要的身份就是博物学家，虽然今天大家普遍认为他的首要身份是科学家。在《物种起源》1859年第一版中，Naturalist（意为“博物学家”）这个词就用了97次。

另一位特别重要的博物学家是刚刚去世的爱德华·威尔逊。他非常希望别人以博物学家来称呼他，他自己的传记也是叫《博物学家》。其实，了解一个博物学家最好的材料就是传记。国内我们出版的比较少，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个博物学家的传记系列，我来主持，现在已经出了《梭罗传》《巴勒斯传》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传记，他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

在今天学博物学，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我们自己的周遭。跟动物一样，首先要了解你周围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有风险？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博物学是第一步。1955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一本书叫《研究自己的乡土》，谁来研究，不是科学家来研究，是我们普通人来研究。研究自己的家乡，你才能认识自己的家乡，才可以真正热爱自己的家乡，如果说你不了解自己家乡，你说我热爱自己的家乡，这个话不太可信。

在哲学的层面，学博物可以使得我们更好地认知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员，也可以达到一种平等的眼光。20世纪哲学有个趋势，从主客体二分到主体间性。再就是生态化，由主体间性要到种间性，最后到庄子那个境界，物间性。博物学的复兴，也不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学科，给孩子们比较沉重的学习再增加一个负担。人人都可以做一个博物家。这是一种爱好，一个不讲效率的、不赶时髦的，但是你可以享用终生的爱好。

一株无患子科槭属树苗上的雀瓮，于北京房山“九渡南沟”，2025年3月29日。刘华杰/摄。

最后我想说一点，博物跟科学到底是什么关系？博物学离不开科学，但博物学不能硬往科学上靠，科学是最主流的话语，往科学上靠，或许能够蹭点流量，能够沾点光，但是会有所失去。我经常讲，博物本质上是一个比科学弱的东西，不能为了博物学复兴，说它其实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可以跟科学家媲美的，或者说博物学也是某种科学。我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容易适得其反。

博物学的复兴和发展，没必要冒充科学，但要虚心向科学学习。这两者的关系用平行论来讲，就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博物学平行于自然科学的存在和演化。现在的人文学术在衰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人文学术有很多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在现实上缺少一个物质的力量，不像自然科学能转化成技术，这个技术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人文学术得转几个弯才能做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的人文学者也应当“博物”起来，也应当直接探究大海、森林，现在的文科不直接调查，偶尔做一些田野调查但是很少很少，博物本身也是武器的批判。如果要复兴博物学，中国古代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我这里提一下，不具体展开。第一个就是张华的博物，然后邵雍的观物，伊川格物，庄周讲齐物，等等。

博物最低的层面，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叫多识。第二个就是达到庄子所讲的“物物而不物于物”，重视并去了解物，试着去了解它，但并不被它驱使。第三个就是哲学层面，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一个现代社会，我们要通过自然的渠道来获得自由。

博物是我们独立于科学

自主地去验证我们所看到东西的渠道

张劲硕：刘老师这些年最创新的工作就是复兴博物学，过去中国是有博物传统的，除了刚刚提到的张华在近代的时候就写了《博物志》，中国很多志怪类小说，包括我们看《西游记》《红楼梦》都非常地博物学，里面对很多动物、植物、矿物、岩石的介绍很详细。这些知识可能目前还没有获得特别多的重视。

李大光：AI技术的发展，使得事物原本的样子慢慢被美化。现在甚至AI可以虚构一个事实。它看起来和博物之间有矛盾，但也不是不能利用。AI最大的优点是能瞬间处理很多信息，你翻书能够一次看几十种植物，它在几分钟之内能把全世界同类的植物全部拍完，然后告诉你是什么。我自己是搞科学传播的，怎么好好利用AI做好传播，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教育和传播这块，我们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教育是有很大缺失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统计，全世界只有20%的课程提到了生物多样性。后来我到山东那边问一个学校的领导，他们说生物多样性是什么？我们只讲环境、天气。实际上生物多样性不是这些概念。这种教育，光靠课本根本不行。我们要借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一直在践行的就是“公民科学”的概念。公众要参与到对自然现象的采集中，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到科学数据库里面。澳大利亚是个岛国，珊瑚非常旺盛，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污染，损失非常大。他们最后向公民发了消息，大家纷纷穿着潜水服，拿着照相机，一张一张去拍珊瑚。这样很快就能清晰地知道珊瑚礁损失的情况。这是公民的力量。

张劲硕：刘老师这套书，叫作“AI时代背景下的博物学”，AI到底对博物会有哪些冲击？做博物研究的人应该怎么应对AI？

刘华杰：我觉得我们不必把两者对立起来。必须承认今天的AI对我们博物有重要的帮助，我们在座的人肯定有用过识花软件，帮你去识别植物，它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不能全信它，你不用它是傻子，你全信它仍然是傻子。我们还是要有个独立的验证的渠道，这也是我们博物最根本的方面，我们要相对独立于科学家，有一个自主地去访问大自然的渠道去验证我们看到的东西。没有这个渠道，你就会道听途说，比如你拿识花软件拍个照片，问它这是什么科的，AI说是菊科的，但实际上根本不是。AI无疑代表一个大的方向，但我刚开始讲过，AI和NHI两个一定要并行，但现在我们明显地忽视了NHI，这也是我们现代教育所欠缺的方面。

博物让我们懂得自己只是

巨大宇宙中的一个细小部分

张劲硕：其实说到最后，还是一个哲学问题：随着技术发展，人未来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技术相处？

李大光：往往只有经济发展了，人类才会去反思，不要去害自然，比如《寂静的春天》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全世界关注生态问题。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其实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自己只是巨大宇宙中的一个细小部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在今天显得尤为关键，因为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整个星球命运的能力。

单之蔷：科技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卷，有点像体育，就承认第一名，不是第一名就很容易觉得没有意义。我们现在看特别火的新能源汽车，在卷，马斯克这些科技巨头在卷。有时候这个和世界的形势也是相关的，因为世界的单元基本上是民族国家，大家彼此竞争，都想遥遥领先，科学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特别重视。再加上科学的追求无止境，要不断地探究，这是它内在的原则。但在个人层面，我认为需要适可而止，甚至为一些确信保留空间，你确信一个东西，心里就有个踏实的基础，也能很好地缓解竞争带来的一种紧张。

猪芽花。刘华杰/摄。

张劲硕：我们刚刚谈了一些AI与博物学的联系。老师们觉得AI跟博物学之间有没有冲突？未来，我们可能会非常依赖AI，这时候我们又怎样去说服公众走向大自然，回归到一个博物的生活？

单之蔷：这涉及一个教育的问题。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张校长。你们如何让孩子们真心地去喜欢自然？孩子们其实有些是真喜欢，还有一些是真不喜欢。

张继达：我觉得您提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我们在学校接触孩子，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是，如果一个孩子在他心灵、身体、思维发育的过程中不接触大自然，他恐惧大自然，这一定是我们的教育出毛病了。人的天性应该是接触、喜爱大自然的。孩子们看到的纸面上的花花草草，和自然界中的花花草草是不一样的，因为纸面上的东西是被理想化了的，是抽象的，当他们回到大自然中看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会联系不起来。这是正常的，需要我们的老师带孩子去弥补这个空缺。现在应试教育，除了考试就是做题，孩子封闭在水泥的这么一个空间里，根本没有接触到阳光、水分、空气，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拉回到大自然里。从这几年我们的实践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张劲硕：我突然想起来，余天一好像是从小就特别喜欢自然，也没有人特别去引导过你，你觉得你的这种天然的对自然的喜爱是为什么？

余天一：我很羡慕张校长的学生，他们在学校里就可以接触到这样的教育。对我来说，我的小学老师对我有一个比较大的鼓励，他鼓励我去调查学校里的植物。但是到了中学，我们这些生物爱好者如果想把爱好当作正事儿，只能学生物，走生物竞赛，但我的学校里没有生物竞赛，感觉我的路也被堵死了，我后来就去学画画了。

我觉得喜爱自然其实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后来我读硕士的时候，跟我一起上课的同学根本不是做和自然相关的，比如说做机械的，做IT（信息技术）的，我们专业有一个实习是去马达加斯加，持续两个星期，所有人都很羡慕。拥抱自然，这种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天然吸引性的。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就是你出去玩儿也是玩儿，如果玩儿的时候，能顺带用一种博物的视角去观察那些生物，了解有关它们的知识，你会获得更大的快乐。我们不要觉得出去玩儿是出去玩儿，博物旅行是博物旅行，其实每次出去玩儿都可以是博物旅行。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获得更丰富的人生体验，是大家都需要的事情，没有谁想每天两点一线、朝九晚五，就这么度过一模一样的人生。博物，是一件能真正丰富人生体验的事情。

本文经合作方授权刊发。分享嘉宾：刘华杰、单之蔷、李大光、张继达、余天一；主持：张劲硕；整理：刘亚光；编辑：Lynn；校对：卢茜。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