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仪这个人，活脱脱一条滑不溜秋的黄鳝，在七国这潭浑水里钻来钻去自在得很。单凭一张利嘴，就把各国国君们耍得晕头转向。可你要是拨开他这纵横捭阖的花哨外衣往里看，就会发现，他也不过是被乱世逼出来的生存玩家，也不过一个被时代和恐惧塑造的复杂灵魂。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秦王欲伐齐，患齐、楚之从亲，乃使张仪至楚，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说而许之……张仪佯堕车，不朝三月……张仪乃朝，见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闻之，请行……张仪曰：“秦强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靳尚得事幸姬郑袖，袖之言，王无不听者。”遂往。楚王囚，将杀之……王乃赦张仪而厚礼之。
张仪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把世界看成棋盘把所有人当成棋子的冷静执棋者。他的每一步，都像量过一样精准踩在了别人的欲望和恐惧上。他干的那些事情：把打下来的蒲阳还给魏国，转头就让魏国割了上郡十五县；用根本不存在的六百里地骗楚王和齐国绝交；明知楚王恨他入骨，还敢只身赴楚，靠收买宠臣脱身。说明在他眼里，信义、承诺、情感，这些好像都是毫不重要可以随时丢弃的工具。张仪的核心能力不是领兵打仗，而是对人心的精密操控，这背后显示的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也是极致的冷漠。
张仪为什么会是这样？回那个时代，战国，一个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终极丛林。张仪不是贵族出身，他所获得的一切，完全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世袭的封地，没有庞大的家族，张仪唯一的资本，就是他的头脑和对人性精准的洞察。这种生存环境，可能塑造了他最底层的认知：我只能通过不断证明自己的有用来获取安全感和价值感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张仪归报，未至咸阳，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张仪说秦武王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齐必伐之。臣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伐梁……”王许之。
所以他要不断制造事端，不断展现价值，才能被君王所需要，才能活下去。这是一种生存焦虑驱动下的行为模式，他像受惊的奔马一样根本停不住，害怕一旦停下来，就可能被抛弃。等到秦惠王一死，新王不喜欢他，他明锐的觉察到危机，马上策划跑去魏国，还要挑起齐魏的争斗来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张仪的所有行动，都指向一个核心动机：在极度不安全的世界里，他要为自己创造不可替代的生存价值。
从动力学角度来看，张仪早年可能经历过巨大的不安全感，或者目睹了太多背信弃义，这让他形成了“他人即工具世界即战场”的观念。他不再相信任何稳定的关系或道义，只相信即时可用的利益。
在从认知的角度来看，张仪践行了结果导向的行为模式，只要能够让目标达成，手段可以无限灵活。欺骗楚怀王时毫无下线的撒泼，他也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他的信念里，这些作为只是为了达成“破齐楚联盟”这一宏大目标的必要步骤。
张仪的情绪似乎不被内耗牵绊，愤怒、羞愧、同情这些可能干扰判断的情感，都被他屏蔽了，像一个高效而冰冷的策略机器。
张仪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很复杂，一方面他是一个将乱世生存智慧发挥到极致的现实主义者，他展示了在极端环境中，个人仅凭超群的洞察力和执行力所能达到的高度。
但另一方面，他的结局和风评，也显了这种活法的巨大代价。
深刻的洞察力与明确的目标导向也许能让你快速崛起并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如果缺乏信誉的积累与个人品牌形象的建立，所有的成功都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难免作为工具人的命运，随着主人的抛弃或价值的耗尽而被弃置。张仪的人生，只能说是“术”的胜利，也是“道”的沉沦，不过他的个人结局，倒是显示出了纯粹的功利主义路径的局限。
红尘俗世中挣扎的我们，在学会洞察与算计的同时，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最终想成为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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