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也怕死，但更怕良心半夜敲门。”
2025年春天，东京浅草寺后巷，70岁的大东仁把最后一箱资料塞进快递箱，胶带“刺啦”一声，像给30年的执念封口。箱子里装的是5000份原件：带血指纹的宪兵队名册、731部队“马路大”体温记录、南京陷落当天拍糊的胶卷。快递员问要不要保价，老头摆摆手：“丢了，我就去自首，说我把证据弄没了。”
同一天，高市在国会喊“侵略定义未定论”，镜头扫过，她胸口那枚樱花徽章亮得晃眼。电视弹幕飘过一句：“这和尚能活到今天，也算奇迹。”
奇迹？不如说是“犟”出来的。1985年，大东仁还是临济宗的小沙弥，跟团去东北“寻根”，导游指着一堆白骨说“这是抗日联军”，他蹲下去一看，骨头穿着日本军靴。那晚他失眠，把《华严经》翻到卷尾，写下八个字：“若不见苦，何言慈悲。”回日本后，他干的第一件事不是念经，是跑旧书市。老板看他买“支那事变写真”，以为他是右翼，给他打折；第二年再去，老板反应过来，直接甩一句“卖完也不留给你”。他干脆剃了光头混进右翼集会，趁人家喊口号，溜进资料室顺走一叠“不许可”照片——暗房里泡三天，漂出南京城墙下成排的人头。后来有人认出他，寄来子弹壳，里面塞张纸条：“秃驴，下一个装火药。”他把子弹壳供在佛龛旁，每天上香，当木鱼敲。
最惊险的一次，是2012年。右翼团体“敬爱倭塾”把他堵在车库，要烧他货车。他打开车厢，里面整整齐齐摆着关东军鼠疫报告，纸质脆得能碎成灰。他抄起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浇在资料上，火机瞬间哑火。对面头目愣住：“你疯了？”老头笑：“资料湿了能晾干，烧了可就真没了。”那天他挨了三拳，回家吐了两颗牙，却把报告抱在怀里，像抱婴儿。
捐给中国，不是一时冲动。2017年，他在京都大学做展示，一个中国学生看完问他：“师父，这些能放在你们国家博物馆吗？”他摇头：“日本教科书都删光了，放这儿就是废纸。”学生补一句：“那放我们那儿，至少还能当证据。”一句话把他点醒——证据只有被看见，才叫证据。于是他开始学中文，把“捐赠”写成“奉还”，每份资料附一张手写纸条：“罪不在子孙，但遗忘是二次加害。”
2025年这次，他选了最敏感的时间点：高市上台第33天，自民党推动“防卫三文件”修订，媒体天天炒作“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他把5000份史料装进印有“南无阿弥陀佛”的纸箱，快递单收件人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备注栏只有四个字：“请替我哭。”寄完他去警察局备案，说如果有人以“泄露国家机密”抓他，记得把拘留所饭钱算到他寺庙账上。警察小哥一边录口供，一边偷偷递给他一瓶乌龙茶，瓶身贴着便签：“师父，别喝热水，牙会疼。”
高市那边，演讲稿越写越飞，甚至把“东京审判”说成“胜者的报复”。镜头切给大东仁，他正蹲在寺庙后山，给一座无字碑擦青苔。碑下埋的是他从中国带回的一把泥土，1937年的南京，混着弹片与指甲。他每年只来两次，一次是12月13日，一次是首相改选当天。擦完碑，他掏出手机，给纪念馆发一条语音：“箱子到了，别急着开箱，先放防空洞晾三天，防霉。”
有人问他：“你都70多了，还折腾啥？”他答：“等我死了，骨灰盒上别刻法号，刻一行小字——‘那个把真相寄给中国的日本和尚’。让后人扫墓时，至少知道老和尚没装瞎。”
高市再喊“战争已过去”，大东仁的快递车已经驶过富士山。箱子在海上漂了七天，像三十年前的他，兜兜转转，只为把不该属于日本的重量，还回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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