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青年时的日记本里，有一句话令我很吃惊，他说：“我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能活着回到北京，还能入党，还能到国营单位去当厂长……”
1969年6月，爸爸刚满16岁，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就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九团一连。为了此行，他流着眼泪找到兵团来接知青的连队指导员，苦苦哀求了十多次。按照父亲家里当时的情况，他只能去吉林插队。
自从上小学数学分数没下过100分、作文总是全年级范文的爸爸，在去北大荒前的近三年时间里，竟然参加了我爷爷的几百次批斗会。
爷爷所在的石油部，在那“特殊时期”有11位司局长不堪压力，相继自杀。
而我的爷爷是1966年8月第一个被揪出来挨斗的司局长。这一斗，就是整整14年（1980年解放，1987年去美国考察突发脑出血，客死异邦）。
家被抄，衣服被扔满了楼道，脸上被同学唾满了唾沫，被强迫写揭发自己父亲的大字报.......爸爸在13岁的年纪就尝到了五脏俱焚的滋味。
“家里有问题，自己也有罪，要以‘出大力，流大汗，剩把骨头还要干’的拼命精神赎自己的罪过。”爸爸在北大荒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他是一个过于虔诚、过于老实的人。
冬天，别人每次半筐，一天四次往看不到尽头的地里送粪；而爸爸每次整筐，一天八次……没多久，他成了一同去的40个同学中唯一的副班长。文文弱弱的爸爸就是不怵干活，因此被人夸“能文能武”。
1970年春节，爸爸被重新分配到新组建的十五连。这个连队驻扎在双鸭山南一个叫锅盔山的山腰上。条件艰苦极了，住帐篷，喝山下水沟里的雨水。
连里建设宿舍时，运转的汽车开不进山腰下的沼泽地，要靠人力走5公里路挑到半山腰。爸爸一边10层，一层4块，一趟就挑80块、几天下来，肩上红肿得像是放了一个大馒头。
评“四好班”时，爸爸当了连里顶呱呱的四好班的班长。人人夸赞他是好样的。
1971年冬天，爸爸随全连出动，到大山深处的原始森林区去采伐至少要12米长的用作电线杆的硕大红松。在一个精疲力竭的晚上，他突然收到了许久没有音讯的奶奶的来信。
让爸爸深感纳闷的是，奶奶在心中什么都没有提，只是极力夸赞大自然的美好，反复地向爸爸表白她是多么热爱生活……
奶奶是1951年《中国青年报》创刊时最早的一批编辑。他15岁上中学时，老师是国民党党员，动员全班学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那时抗战刚胜利，国民党还是有些威信的。半年后，随着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被戳破，奶奶毅然退出了国民党。16岁参加了革命，后来认识了我爷爷。
又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又收到了一封内容极短的信，是爷爷写来的，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到阵阵寒意——“你的母亲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是敌我矛盾。我的问题也很严重，也属敌我矛盾……”
那时，爸爸非但不敢哭(怕组织说他划不清界限），还要“义愤填膺”地找指导员据实汇报，表明立场。
从那天起，爸爸整整一个星期没说一句话。绝望的他一门心思想去死。进山伐木时，他注意寻找能上吊自尽的弯脖树……后来他想到不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要弄个“光荣牺牲”才是。死也要把“清白”挣回来(他在兵团连共青团都入不上）。
那时，爸爸所在的连队附近常有山火，火一起来，就是红彤彤的一片。每次救火前，他都要在棉衣内揣上一份入党申请书。在路上遇到小河，总把棉衣裤弄个精湿，为的是便于有意冲进火海里……他多少次救火，头发、眉毛、毛衣袖子都被烧没了。可烟火一燎过来，人就窒息得不行，人的本能让他拔腿就要往后跑。死，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每次救火回来的路上，爸爸全身上下都结成了冰碴子，棉衣棉裤“咔咔”作响，像铠甲一样。他沮丧地一次又一次地叹道：“唉，又活着回来了……真没出息……”
爸爸自己折磨自己的结果是，他患上了全身性风湿性关节炎。医生说他“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他被安排去看场院，赶鸡鸭.......
这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团里招生。男生的条件是1.75米以上，五官端正，口齿清楚。爸爸被挑上了，但政审不合格。后来一个文艺团体来招演员。爸爸也被挑上了，但政审自然还是不合格。从小酷爱学习的爸爸欲哭无泪。
鉴于爸爸的身体状况，连里给了她一个长假，让她返城看病。他在爷爷奶奶之间权衡了一下，还是去了爷爷那儿，毕竟爷爷以前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无论情况怎样糟糕，也会比奶奶的要好一些。
1972年年底，爸爸在湖北潜江县的江汉油田见到了爷爷。爷爷含着泪说：“我有一个好儿子。你若是残废了，爹养你一辈子，但是千万不要去寻死。”
爸爸漠然地看着日渐苍老的爷爷说：“可是我没有一个好父亲，你要不当那么大的官，我也不会这个样……”生来刚强的爷爷听了此话，扭过了含泪的脸庞……
爷爷是一个好父亲。他是“老革命里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里的老革命”。19岁那年，从那个他学了一年化工专业的教会大学“出走”，到苏中黄克诚部参加了新四军(这之前，他16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晚上，战友们入睡了，他却在啃大学的全部化学课程；白天，他边行军边打瞌睡……几度春秋，吃砣孜孜，含英咀华，终成翘楚，官也越当越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赴苏深造，回国后任石油部苏联专家组组长……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关心保护知识分子。他曾主持过大庆炼油厂和兰州炼油厂的设计工作。他平时最不喜欢的一句话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在那个年代未能逃脱时代给的厄运，不是意外之事。
爸爸后来回北京吃了上百副中药。戴罪之人的存款无利息。他是在爷爷单位开了充满屈辱的取存款介绍信“……孩子还是可以教育好的……”才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维系下来。
1973年，爸爸返回兵团。后来，连队改成了挣工分。可他的身体垮了，他成了最不能干的人了。
1974年夏，已调到任丘油田人事处的大伯给爸爸开了一张空白介绍信。
奶奶忍着脚上骨刺的疼痛，千里迢迢，拿着介绍信到双鸭山去“救”儿子。
在从双鸭山到团部的小火车上，胸口憋闷的爸爸昏死在奶奶的怀中，奶奶“哇哇”大哭……被怀疑患上了风湿性心脏病的爸爸顺利调出兵团。
爸爸在任丘油田当了三年教师，是个“最受欢迎的老师”。
其时，奶奶关心起儿子的终身大事来。这时的爸爸不讲吃，不讲穿，连谈恋爱的欲望都没有。
在兵团最倒霉的日子里，十五连指导员总想把自己老战友的大女儿(小时淘气从树上摔下来，落下残疾、成了罗锅）介绍给爸爸。
指导员平素为人不错，他认为以爸爸目前的状况而论，他是在做好事。
可爸爸接受不了，但嘴上不敢说“不”字，只好也拿起自己在当时并不光彩的身份来搪塞：“我怎么好意思让人家跟着我遭罪呀.......”
……后来一个上海女知青不嫌弃爸爸的出身，她看上的是爸爸这个人。她单相思地苦苦等了好几年，无奈那时的爸爸已心如槁灰。因为爸爸实际上被剥夺了谈恋爱的权利。
饱经风霜的奶奶只希望儿子从此能过上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再也不要有他们这样的劫难了。于是便给儿子订下了择偶原则：第一，绝不找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孩子；第二，绝不找知识分子的孩子。因此，爸爸与两个在中国颇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的女儿失之交臂。一直单身到1977年。
1977年8月，爸爸调回北京。先在《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当工人。1982年调到厂部。1983年考上电大经济专业。他说：“我用五个月的时间复习功课，结果学了六年的学业。”
1983年，爸爸入了党。后被调到了四川担任出版社印刷厂的厂长。当时他是拒绝来四川的，但领导非常认可他，最终他还是同意了。
爸爸到四川工作的时候已经31岁了，他的个人问题令爷爷奶奶操碎了心。不过缘分这种东西很玄妙，他才到四川两个多月就认识了我的母亲，并在相识的第二天就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后来他说，当时他和母亲是一见钟情。
如今，爸爸已经年过古稀，目前患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第二期等多种慢性病，一到变天，他还浑身的骨头疼。这是北大荒留给他的永远的念想。
爸爸如今依旧在参与社会公益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但有谁知道他是靠大把的药来支撑自己的。这种精神，也是北大荒镌刻在他身上的永远啄蚀不去的风格。
50多年过去了，每当爸爸忆起那段梦一般的磨难时，总是十分沧桑地说：“我在北大荒时就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现在我就是不行了，也够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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