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启示录：为什么好东西在咱这儿总存不下来|仇英|南京博物院|国宝|文物|江南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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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公馆）

富且传不过三代，何况一幅画。。

这两天某博物院与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后人围绕仇英的《江南春》画作的官司打的挺热闹的。

有读者一直催我聊聊，我觉得聊这个话题即冒风险、又尘埃未定，看了看网上的一些说法，揣度爆料之外，很多也都只是新闻梳理、或拾人牙慧，却都不是我所善写或者乐写的，今日偶得空闲，看到这新闻也逐渐凉下来了，国人最善的健忘症又渐渐开始发作。我想就这件事聊一点更深层的思考——关于为什么我们总存不下好东西来。

前不久日本的京都博物馆刚刚结束了一场宋元佛画展览，展出了包括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在内的许多珍贵宋元佛画。很多朋友慕名来看了以后非常感叹，因为同时代的宋元佛画，日本这次展出的其实只是它各大寺庙馆藏的三分之一，已经有一百多幅，而我问过相关的资深专业人士，他说中国现存的宋元佛画，哪怕全部搜罗起来，凑一个展的三分之一却也难，里外里，这就是近十倍的差距了。

但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我们的文物收藏，像仇英的《江南春》这样明清时代的就已经非常珍贵，宋元时代就更加稀少，上追隋唐乃至以前，铜器、陶瓷这些出土器物可能还能留下一点，真说一直在地上传承有序的字画，好像几乎没存下几片纸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人的认知，大约总要过三重门。

一曰，怪洋人。

也就是痛说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列强争相如我堂奥巧取豪夺，把我们的这些宝贝好东西都给抢掠一空了，导致我们自己没存下什么好东西，好文物都进了洋人的府库了！

这种说法我们从小受教育时就被老师天天灌输，到了这几年，赶上民族主义大盛，就更为流行。

前些年“哭着从大英博物馆出来”的梗特别流行，甚至还有电影公司拍了什么将文物拟人后假设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回归祖国怀抱的《逃出大英博物馆》。“我们的好东西都被洋人抢走了”，成了很多人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乃至口头禅。

这个思维再发展发展，其实就是“《永乐大典》记载了科技革命的一切奥秘，洋鬼子都是从我们这里偷学偷抢去”的西方伪史论史观。

可是这种理论真的较真一下，你会发现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文物的匮乏，就说日本寺庙里存的这些宋元佛画、以及正仓院存的那些隋唐文物，它们绝大部分可不是日寇当年祸华的时候抢过去的，而就来自隋唐宋明一代代的中日正常交流，同时代留在中国的文物珍品一定更多、更好，只不过我们没存下来，而人家存下来了而已。

再放眼世界，尤其是欧洲，西班牙、荷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历史上也没少挨它们的英法德邻居抢，甚至拿破仑一世当年打进意大利，一路征战、一路都是对当地文物尽兴刮地式的搜刮的，同样的行为希特勒和其党徒干的更多。

可是你今天去西班牙的普拉多、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的乌菲兹，你会发现人家遭了抢以后也不是自己啥也没剩下了。老虎再厉害，也不可能把羊吃干净，何况中国这么大的国土，近代屡次外敌入寇，也从没全境被占领过，说文物能被抢到太过分的程度，总是难以服人的。

挨过打就存不下东西？那意大利的乌菲兹怎么说？

于是我们来到了反思的第二重门——怪自己折腾。

这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就不多论述了，在某些特殊年代，全国流行的打倒一切、抄家、破四旧等等，不仅仅是对活着的人浩劫，更是传承下来的文物的浩劫。

庞莱臣的后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把祖上大多数文物“自愿捐献”给了国家，很多人在此次《江南春》案发之后感叹这批文物命运的波折、多舛，却往往忘记讨论了，如果庞莱臣的后人当年选择顶住劝说压力不捐（当然其实不太可能），那这批文物之后的命运又会怎样。

据可靠消息报道，其实庞家在特殊年代前还是私留了一批一小部分字画的，但这批文物在动乱年代的散失、破坏其实更加严重。由此我们刻意窥见那段年代对文物的折腾有多么严重，别的不说，你到各地的古迹里去看看那些被推倒、杂碎后又被黏上的石碑石刻、那些被挫骨扬灰后重新收敛衣冠的古人坟墓，就可以窥见那个离我们时间并不久远的年代到底有多么疯狂。

文物如果有灵，它应该与所有清醒的人们一起祈愿那样的时代真的不要再重来。

但是，不怪洋人，怪特殊时代的折腾与耽误，其实也没有把这个问题反思到根上。还是以《江南春》的此次事件为例，这幅画作和其他的一百多幅庞氏收藏一起，因为自愿捐献躲过了那场浩劫，但是我们梳理它们的故事却依然会发现，它们命运也是波折的——被莫名其妙的鉴定为伪作、被职权部门的老领导、老干部“借去”观赏、以及被不明不白的分流处理、在文物商店里以一个伪作都不该有的价格被贱卖掉，发票上还只写“顾客”俩字……

我不得不提醒的是，这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我们所深恶痛绝的那个“特殊年代”，不，它们就发生在我们所安之若素、甚至国家和社会已经迈上了改革开放、加速发展的大道的现代。而这些猫腻背后所深藏的某些东西，其实才是我们的文物、珍宝不断地散失、损毁的真正原因。

于是我们来到了反思的第三重门，我们要问，文物的保存与传世，最取决的要素到底是什么？

我有一个未必所有人都同意的、但我自己一直坚信的观点——文物的保存其实是一把测温计，它测量的是一个社会对私权的尊重与守护程度。

人类近代的博物学最早起源于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就来自于英国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1660-1753）的自愿捐献。他去世后，将自己近8万件私人收藏（包括书籍、手稿、艺术品、自然标本等）捐赠给国家，作为回报，其继承人获得了2万英镑的补偿。这一捐赠奠定了大英博物馆的基石，并促成了博物馆于1759年正式对公众开放。

但是这个故事里其实有两个很耐人寻味的点：

第一，大英博物馆在接受这批藏品后是充分尊重原物主家族对捐赠品的“剩余权利”的，对文物的保管和处理都会尽到告知义务，并将此沿为之后一直采用的惯例。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8世纪中叶，汉斯·斯隆作为一个知名内科医生、接班牛顿做皇家科学院院长的博物学家，自己能积累巨额财产，大批量购买收藏品，而居然没有遭到比他权势更强，更豪横的权贵乃至皇家的惦记，这件事换到同时代的大清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匪夷所思的事情。

同时代的大清，相当喜欢文物的“盖章狂魔”乾隆皇帝，那是一个有好东西就一定要收归自己所有的文物收集狂，中国数千年来文物收集的规律在他那里达到了一个极盛——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文物和财富一样，只是权势的依附品，谁有权势，谁就能用999种手段让自己看上的财富、文物最终落入自己的口袋。而两千年来中国最有权，且可以说越来越唯一拥有权力的无疑是皇帝，所以中国最好的文物无可避免的向紫禁城聚集。

在当时的大清，最成功甚至可以说唯一成功的文物收藏家，是且只能是乾隆皇帝一人。‌

论证这个事儿太简单了，就问一句：活在乾隆朝，你敢私藏个什么比紫禁城里的还好，又是皇上喜欢的玩意不上贡给皇上么？你还是不是个忠心不二的“纯臣”？

而这种权势熏天时取之尽锱铢的财富和文物极端积聚效应，又同时必然伴随着王朝崩解时的散之如泥沙。

中国古代每一次治乱循环的终局，都是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们冲进无数财富、文物堆积的阿房宫，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所谓“内库烧成锦绣堆，天街踏尽公卿骨”。

王朝的毁灭总是伴随着财富乃至文物发泄式、报复式的瓜分乃至损毁，文物遭遇浩劫，百不存一。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物在清末直至特殊年代的大流散，不过是重演了历史上反复上演的这个过程。列强侵略和特殊年代都只是偶然，而背后的必然性，才是文物浩劫的真正原因所在。文物不存的背后，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以一两百年为一个轮回，财富的一次次残酷清盘。

文物的本质其实无非财富，而财富的持久传承，必须立足于对私权的保护与尊重才能够成为可能。

日本的佛画和正仓院的藏品，之所以能持久传承，是因为千余年中由于信仰等因素，天皇和佛寺们即便没有权势，也不会有人胆敢去抢他们的府库珍宝。

而法国虽然经历过人头乱滚、崇尚“革命暴力”的大革命雅各宾派专政，但紧接着就由拿破仑制定了《民法典》，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强行保障了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事实上，漫步欧洲的各大画廊、博物馆，你能够鲜明的感到，文物传承、保护的有序性，是与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程度呈现严密的正相关的。

哪些国家更早懂得尊重私产私权、懂得制约公权力对个体的无节制的剥夺，它们的文物就能传的更久、更完整，这个道理是颠扑不破的。

相反，说的直白一点，也透彻一点，在一个普遍信奉“富不过三代”“大权若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社会里，谈文物的持久传续，本身其实就是一件非常科幻的事情——供你安身立命的财富尚且传不过三代，何况是一幅画？

想什么呢，你？

还有一件事，就是与对“私”的极不重视，乃至鄙夷相对应的，我们的文化似乎总是对“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从“天下为公”，到特殊年代的“一大二公”“狠斗私字一闪念”，再到时至今日对《江南春》的讨论中，似乎仍有人对“交公”这种事情抱有一种近乎巨婴式的美好幻想——似乎觉得这个文物只要“交公”了，就理应得到更好的维护与保障，于是某博物院的做法才引起了如此广泛的质疑。

但事实上，在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完善甚至不能有的时候，“公产”这种东西往往同步就意味着“公地悲剧”。

一个东西是“大家的”，似乎就同时意味着“大家拿”，而拿大头的往往是拥有“现管”权的权力持有者。这样的现象可不仅发生在文物界，在上世纪末大批国营工厂被迫重组改制之前，这些国营工厂所展现的那种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猫腻还腐败频出、连年亏损，其实一点都不遑多让。

那种管理混乱、假公济私、效率低下，是20来年前我国很多行业的常态，只不过很多国人真的是忘性强，把这种风气早早忘掉了而已。

当年曾在《江南春》一案中玩猫腻的人，此刻面对汹汹的全国追责之声，只怕也一边在害怕也一边自己觉得冤——想当年大家都这么干啊！你那我也拿。怎么你们现在都装起外宾了不成？

文末我还是想起了一个看似不太相关的故事——晚清最早发现敦煌莫高窟文物的那位道士名叫王圆箓，这个人其实并非很多后世无耻文人所泼污的那般不负责任、轻易将国宝卖给外国探险队，相反，王圆箓曾经尝试过联系清廷保护其所发现的文物，他曾送了十几车的文物送往北京，结果沿途的官员不断克扣卡要，动辄抽出几卷甚至成箱扣下文物随手送人，以为雅贿。然后就是这十几箱文物到了北京时已经百不存一了。

你分析一下当年晚清这些沿途官员的心态，怕是也很有意思，他们是没受过教育、不懂得这些文物的宝贵价值么？恰恰相反，人家都是十年寒窗、科考堆里杀出来的精英，人家太懂了。但正因为懂，他们才算得清——反正这些文物，一进了京城，还不是交了公？交公交给谁了？还不是成了皇上内府的私藏？与我有什么得利？而什么忠君爱国，嘴上喊喊的得了，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正皇上能拿大头也是因为他有权、祖上靠快马弯刀打下了江山，我现在现管，我凭什么就不能拿一点？不拿是傻冒。

于是那一箱箱的文物，就这么被损耗掉了。

敦煌莫高窟最大的悲剧，我想不是好东西最终都去了大英、卢浮宫、圣彼得堡、大都会和京都，而是同样的好东西，在我们自己这里，就这么如同一切“公地悲剧”一样，被轻易耗散掉了。

写到这里，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如果文物真如《逃出大英博物馆》里那般有灵魂，它们是想安安生生的呆在异国他乡被妥善保管呢？还是真的想要回来，遭遇各种迁拨、浩劫、损毁，被各种莫名其妙的黑箱转卖，乃至毁掉？

要不，你替人家文物，再好好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