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明明教授 深圳民革党员）
序章：深圳的黄昏，与跨越百年的回响
2025 年盛夏黄昏时分，落日余晖为深圳技术大学校园披上一袭温柔而厚重的金纱。作为一所以技术立校的高等学府，其校园氛围自始至终兼具严谨的治学风气与活跃的探索活力。
赖明明教授身着一袭洗褪了些许色泽的灰色西装，下搭一条质地质朴的蓝色牛仔裤，以《如何在不确定中找到确定》为题，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的收官之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今天我和同学们分享了在大学、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不确定性，以及我是如何找到确定的方向的。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正是这些不确定性，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在探索中成长，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生的幸福。”他的这一席话赢得了学生们雷鸣般的掌声。
可他心里一直有个执念：教书绝不是对着书本照本宣科，也不只是简单地把知识从书本搬到学生脑子里。面对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高校教师更该做的是用智慧去引导、用心灵去交流、用阅历去当他们的人生导师。他的最后一课，无关康德笔下的怅惘，此后，唯有星辰大海待他奔赴。
在学生眼中，他的课口碑相传，抢慢了，名额就满了；在公众视野中，他是新闻记者出身的大学教授，是经济学博士头衔的宣讲家；在学术界，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本硕博，是深圳技术大学第一届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大学首位获得省部级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奖的学者。
但在熟悉他的人看来，这些身份更像是外在标签。赖明明更像一位长期“对焦”的人，在历史的故纸堆、学术研究的逻辑体系与真实而具体的现实生活之间，反复寻找那个名为“真实”的准星。
这种对“精确”的执念，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赖家三代人精神结构中的一种传承，藏在赖明明生命坐标里两个遥隔时空却又悄然呼应的场景中。
一个是半个多世纪前，烽烟弥漫的中华大地。他的祖父赖牧天川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第 24 集团军机关枪司令，率部阻击华北日军南下包抄王铭章部，为延缓日军对台儿庄的合围死死守住防线。激战至白热化时，他全然不顾安危，亲自端起机枪向日军猛扫，最终身负重伤，被警卫员拼死背下战场。
另一个，则是三十余年前，灯火璀璨的香江之畔。赖明明自己立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流光灯火里，身为一名传媒从业者，真切触摸着全球化浪潮奔涌不息的脉动。
从战壕里校准机枪表尺的匠人，到港岸边聆听时代浪潮的传媒人，再到讲台上传递智慧火种的师者，三代人的足迹，跨越了战火与和平，串联起技术、责任与传承。
在祖父的年代，机枪的准星决定生死与胜负；而在赖明明所处的时代，思想的准星决定认知的边界与良知的方向。很多人只关注结果与声量，却忽略了那个负责校准的人是否足够克制、是否足够清醒。赖家人始终在意的是：手是否稳定，更重要的，是心是否安定。
他的故事，并不仅是一位学者的个人经历，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激流中守正求真的缩影。他所展现的家国情怀，并不体现在宏大的表述中，而体现在每一次提问的严肃性、每一项研究的责任感之中。
在这种温和而持久的坚持里，我们既能看到一种跨越百年的家风风骨，也能看到，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如何成为那枚始终指向理性与秩序的“准星”。
第一章：川军血脉里的“马克沁”——技术作为一种风骨
如果将赖明明的一生比作一条弹道，它的起点在江西宁都一个重视读书的耕读之家。他的祖父赖牧天出生在江西宁都大斜村。年少时耕读并重，常在庙中借光夜读。军旅起点缘自青年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被誉为"中国近代军校摇篮"的学府，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军事理论根基。
在军阀混战、草莽气息浓重的年代，他却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型军人”。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的机枪指挥官，他最引人称道的，并非个人勇猛，而是对技术细节近乎苛刻的掌控。
他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将结构复杂的马克沁重机枪拆解成几十个零件，又分毫不差地复原；他研究弹道、火力配置和阵地协同，甚至在战壕中教士兵通过声音判断枪管的磨损情况。
在那个年代，机枪是步兵的核心装备。赖牧天所强调的，从来不是冲锋的气势，而是配置的精准。他相信，真正可靠的力量，来自对规律的尊重。
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5日，"四川省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举行此次大会盛况空前。
会后，川军将士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少城公园，奔赴抗日战场。川军第22集团军（邓锡侯部）第41军122师，由王铭章将军指挥。这支队伍装备简陋，缺乏重武器，但在台儿庄战役中肩负着阻击日军南下的关键任务。
川军第24集团军（刘文辉部）没有整体出战，但派遣他最强机关枪部出川支援其他川军，令赖牧天率机关枪转战台儿庄。
赖牧天依旧带着那股"技术匠人"的劲头，在台儿庄藤县外围，阻击华北日军南下包抄驻守藤县的王铭章部，成功延缓了华北日军对台儿庄的合围。他改良机枪掩体设计，减少日军炮火杀伤；指挥机枪队配合迫击炮，端掉日军两个机枪阵地。
从战场上撤回四川后，不幸于1940年病逝。在那一刻，这位老军人完成了人生中最后一次“校准”：当技术不再用于杀戮，它应当回归秩序与守护。
赖明明曾说，他从未见过祖父扣动扳机，但父亲反复讲起的，是祖父在保养枪械时那种对误差零容忍的眼神。这种对精确的敬畏，逐渐演变为赖家的家风：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知识分子的判断不能失准。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并非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赖家的传承中，技术所指向的，始终是真相。
第二章：从外贸浪潮到新闻现场：一位知识分子的跨界与觉醒
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神州，赖明明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踏入职场的第一站，是一家专业进出口公司的外销员。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正如《繁花》中宝总们亲历的那样——外贸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股票市场风起云涌，无数人在机遇与挑战中奋力打拼。而赖明明，也在广交会七号馆的喧嚣、香港湾仔中国海外大厦里外贸合同的字斟句酌中，真切触摸到了时代奔腾的脉搏。
1999年，赖明明的事业轨迹在香港发生了一次关键转折。这座刚刚回归祖国的城市，正处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前沿，也是亚洲传媒业的重镇。在一次校友交流活动中，他意外遇见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这位因报道小平南方谈话而闻名全国的人大校友，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
当时，陈锡添正参与创办一份全新的媒体：《深星时报》，这份报纸由深圳特区报与香港星岛日报联合主办，旨在搭建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信息桥梁。在得知赖明明的人大教育背景和香港工作经历后，陈锡添热情邀请他加入团队，负责财经与跨境商贸报道。
这个邀请让赖明明陷入深思。在外贸行业摸爬滚打近十年，他见证了市场经济初期的野蛮生长，也亲历了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激荡历程。但与此同时，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更渴望的不仅是商业博弈，更是对时代变革的深度观察与记录。
“做记者，可以更直接地参与这个时代的故事。”陈锡添的话让他豁然开朗。于是，1999年底，赖明明告别了进出口公司的谈判桌，转身走进了《深星时报》的编辑部，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随后，《深星时报》并入香港商报。
他的笔下，无数新闻稿件与版面中，有三篇刊文尤为深刻：
一是成功预见“9·11”：2001年6月23日，凭借国际关系学院科班出身的敏锐洞察，他在《香港商报》发表《拉登刺杀布什》，成为最早聚焦“拉登”这一关键人物的媒体人之一，比事件爆发整整早了三个月；
二是主动推动香港游：2001年，他担任由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题词的“香港游”专版主编，助力内地游客赴港自由行的开放；
三是率先倡议传统节日法定化：2004年，他率先撰文呼吁将传统节日纳入法定假期，推动文化传承的议题进入公共讨论。
然而，他的职业轨迹，在方润华先生的建议下发生了转折。
方润华是香港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香港协成行集团主席，毕生践行慈善，创办两大基金，将集团年利润的10%投入公益，数十年间捐助内地及香港教育、医疗、科研等项目超300个，荣获“全国扶贫状元”“中华慈善奖”等殊荣，甚至有一颗小行星（5198号）以他的名字命名。
一次，方润华带赖明明到陕西、北京、河北等地高校捐资助教，期间建议他：“你应该去读博士。”
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让赖明明在沉潜的反思中幡然醒悟。
那些曾经被批量生产的文字，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信息泡沫，很快便被新的热点覆盖。作为一名时代记录者，他看到的只是浮于表层的浪花，却从未真正触及时代的深层肌理与骨架。
这种怅然若失的感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中并不陌生。傅斯年等民国学人，也曾置身于时代的繁华之中，却最终生出相似的迷惘——记录世界固然重要，但理解世界的运行逻辑、解释时代的内在规律，才是更值得穷尽一生去探索的命题。
2011年，在香港工作十余年后，赖明明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放弃稳定的职业轨道，回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记录时代，而是希望真正理解它。
那一年，他 46 岁。在人民大学的自习室里，他与一群年轻学生一同研读制度经济学的模型与理论。这场回炉，既是一次艰难的自我否定，也是一次必要的重建。
正如加缪所说：要理解世界，有时必须暂时远离世界。赖明明避开了香港的潮汐，把自己安置在学术的冷板凳上，只为重新校准那个他思考了多年的准星。
第三章：深港合作的40年——在地图上寻找“中国智慧”
博士毕业后，赖明明来到南海之滨的汕头大学，开启了人生崭新的篇章。站在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这位曾经的记者、财经专栏作家，第一次以"赖老师"的身份面对莘莘学子。
他的直接领导是范长江新闻奖创办者范长江之子——范东升教授，这位同样出身新闻世家的学者，与赖明明共同探索着新闻教育的创新之路。
在汕大的课堂上，赖明明展现出与媒体人截然不同的一面。他善于将多年的新闻实践经验转化为生动的教学案例，那些在《文汇报》采访的日日夜夜，在《香港商报》追踪国际时事的敏锐观察，都成为学生们最鲜活的学习素材。
学生们特别喜欢他授课时那种"既有理论高度，又有江湖气息"的独特风格——既能深入浅出地讲解新闻传播理论，又能分享媒体一线的精彩故事。
赖明明在教学中最具特色的，是凌老师与他合开的潮汕古村落公益摄影课程。每到学期中，他就会带着学生们走出教室，深入潮汕地区的百年古寨。在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石板路上，在汕头前美村的陈慈黉故居前，他指导学生们用镜头记录这些濒临消失的传统建筑，用影像保存潮汕文化的DNA。
"新闻人不仅要记录当下，更要守护记忆。"这是赖明明常对学生说的话。他不仅教授摄影技巧，更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传统文化？如何通过媒体的力量让非遗焕发新生？这门课后来成为汕大新闻学院的特色课程，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成为了文化传承的践行者。
从香港中环的写字楼到汕头的大学讲堂，从财经记者到新闻教育工作者，赖明明完成了职业生涯的重要转型。但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他始终如一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在汕大，他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
第四章：牛仔裤教授——与学生的“和而不同”
粤港澳大湾区诞生了，这一年他再次回到了他事业的起点。
由他主笔的《深港合作 40 年》，一举斩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这部著作绝非束之高阁的学术专著，更像是一位长期浸润在现场的亲历者，以克制而理性的笔触，对深港携手走过的四十年复杂历程，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复盘，也展望了深港合作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前景。
字里行间，既有数据支撑的严谨分析，亦有扎根现实的深刻洞察，将个人的时代记忆，熔铸为可供后人参考的集体经验。《深港合作 40 年》之前， 有一本他的专著《香港转口贸易》；之后，有一本他的专著《深港合作新探索》，这三本书共同构成了他对深港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独特视野的解读。
在书中，他并未停留在抽象的数据层面，而是将目光投向两座城市在制度差异、文化背景与现实协作中形成的张力与磨合。他研究前海的发展路径，研究港澳青年的北上选择，也研究深圳如何在短短数十年间，从一片蚝田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之城。
在长期的研究与比较中，赖明明逐渐形成一个清晰判断：所谓“中国智慧”，并非概念化的表述，也不是书本上的固定答案，而是一种在高度约束条件下反复求解的能力。它既具有现实主义的灵活性，又蕴含着近乎执拗的长期主义。
这一点，与他祖父当年配置机枪火力网的逻辑并无二致——不是追求一时的声势，而是在复杂环境中寻找最稳定、最可持续的解法。
此时的赖明明，已经不再只是记录时代变化的人，而是试图梳理底层逻辑的人。他所做的，不只是回顾历史，更是在为后来者提供一张可供对照的地图。
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的结构变化。赖明明的研究，正是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辨认这些长期起作用的结构性力量。
在大学课堂，赖明明的课程常常座无虚席。
在一个高度功利化的环境中，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通常被视为“基础课程”的课堂，在他这里，却呈现出一种少见的活跃状态。
赖明明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概括为四个字：“和而不同”。
他并不刻意强调师生之间的权威差异，而是更愿意把课堂视为一个共同讨论的空间。他曾在采访中说，自己并不是站在学生之上教知识，而是希望和他们一起，学习如何观察现实。
因此，他常常带着学生走出教室，进入具体情境：调研农村秸秆的处理方式，讨论公共厕所的标准化问题，分析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效率。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停留在论文与概念之中，而忽略这些具体而基础的问题，那便难以回应社会的真实需求。
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他不仅获得了社会科学研究层面的认可，也指导学生完成了外观设计专利的申报。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跨度，体现出一种务实而克制的行动力——既能讨论抽象理论，也愿意处理现实问题。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提醒，理解社会，必须从最基础的生活结构入手。赖明明的教学实践，正体现了这种思路：从具体出发，再回到整体。
他对学生的态度，也让人自然联想到陈寅恪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看法，也提醒他们在看似确定的结论中，保持必要的审慎与反思。
在当下，社会并不缺少表达者，真正稀缺的，是愿意俯下身来、在现实土壤中反复校准认知的人。赖明明所做的，正是以一种不喧哗的方式，完成这种长期而耐心的训练。
第五章：中国智慧的“拾荒者”——从宏大叙事到具体的善
赖明明最广为人知的学术成果，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新中国向世界贡献了什么” 系列丛书之一的《中国智慧》。这套丛书由董振华教授担纲主编，而《中国智慧》一书的作者，正是赖明明。
当众人惊叹于《中国智慧》的厚重成果时，鲜少有人知晓，这本书的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无数个日夜的伏案耕耘。
每当晨曦微露，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之中，他已独坐书桌前，与泛黄古籍里的千年哲思对话，同鲜活现实中的生动案例共鸣；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次第亮起，他依旧埋首案头，笔耕不辍。“你看这棵榕树，” 他曾指着窗外盘根错节的树根，一语道破书中精髓，“中国智慧就如同这些根系，于约束之中觅得生长的无限可能。”
“人们总爱把中国智慧曲解成权谋之术，” 他常对着围坐的学生感慨，手指轻轻叩击着桌上《资治通鉴》的书脊，“可你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靠的从不是机巧算计，而是疏导而非堵塞的大智慧。”
说罢，他又以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的治水传奇为例，进一步佐证这个观点。他的书桌上，摊开的书稿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有些字迹力透纸背，仿佛要将这些浸润着先贤智慧的道理，一并刻进自己的骨髓里。
赖明明的书房里，挂着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或许正是这份治学旨趣，让他的《中国智慧》褪去了书斋里的迂腐之气，处处透着市井烟火的鲜活气息。
从深圳坪山石井的 “网格化管理”，到浙江化解基层矛盾的 “枫桥经验”，这些源自民间的 “土办法”，在他眼中，皆是流淌在日常里的治理智慧。
犹记一次在石井街道办调研，他与胡效云聊起基层治理的门道。“你们化解物业纠纷、调解停车矛盾的法子，” 他眼中泛起亮光，由衷赞叹，“其实正是‘和而不同’的现代表达啊。” 那些家长里短的琐碎讨论，在他的梳理与提炼下，摇身变成了阐释中国智慧的生动案例。
这种扎根生活的治学方式，让他的著作少了书斋里的空谈，多了人间烟火的温度。他撰写的《与职工朋友们谈谈中国智慧》《新时代城市街道治理现代化的深圳样本》两本书，便是最好的佐证 —— 书中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概念，只有解决实际难题的 “土发明”，只用最朴实的语言，讲透最深刻的道理。
对中国智慧的立体式剖析，源于他对哲学的深刻反思。在他看来，哲学从不是悬于云端的高深理论，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工具。他常在大学课堂上引用那句名言：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他偏爱维特根斯坦 “把飘在空中的高深理论拉到凹凸不平的地面” 的比喻，也始终以这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将晦涩的理论讲得通透明白。
“来，咱们做个小实验。” 课堂上，他有时会突然中断讲课，抛出电车轨道难题，让学生们分组讨论。看着学生们从激烈思辨到逐渐梳理出解决方案，他的脸上总会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你看，这就是中国智慧的现代表达 —— 在具体问题中寻找普遍规律，在实践探索中提炼科学方法。” 他还会顺势结合 AI 时代的到来，将这道伦理难题引申到自动驾驶的伦理困境，探索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最终落脚于科学与人文交融的哲学反思。
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格外特别的书架，上面没有摆满名家典籍，反而整整齐齐陈列着学生们的作业和调研报告。他素来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有时深夜备课，会泡上一壶凤凰单丛，随手翻开《中国智慧》的书稿。
氤氲的茶香里，那些关于制度演进、治理创新的零散思考，渐渐沉淀为清晰的认知。“真正的智慧，”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工具。”
在这位学者的思想世界里，中国智慧早已不是博物馆里蒙尘的展品，而是奔涌在日常生活中的活水源头。它藏在车间里迸发的创新火花中，蕴于社区调解室里的融融暖意里，更闪耀在一代代中国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实践里。正如他常对学生说的那句话：“智慧从不在云端，而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生长。”
第六章：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修养——面对真相的克制与勇气
在时代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赖明明始终反复思考一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角色究竟是什么。
在信息高度密集、表达极度泛滥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很容易走向两个方向：要么过度依附某种外在力量，要么沦为情绪的放大器。而赖明明选择的，是一条相对克制、也更为艰难的道路——成为一名理性的建设者。
他长期保持写作，文字真实而节制，不追求即时的情绪反馈。他愿意面对现实中的复杂与不完美，也愿意在必要时反思自身的判断。这种自我约束，并非消极退让，而是一种对长期结果的重视。
这一点，让人自然联想到民国时期的蔡元培。为了守护学术与思想的独立，他多次选择离开显赫位置，以退为进。那并非姿态，而是一种对边界的清醒认知。
赖明明的 “锋芒”，也从不用对立与否定来彰显，反而更像一种审慎的校准与修正。他深耕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实案例之中，试图从中提炼出反复显现的结构性规律，盼着能以此为更多实践者拨开迷雾，识别认知盲区，减少试错的成本。
他常说，自己这一代人，是背负着时代任务的。这种使命感，并不通过宣示来完成，而是体现在持续的投入与自我约束之中。
在他看来，真正的家国情怀，并不是外在的表达，而是一种内在的责任感；不是短期的动员，而是长期的守护。爱国不是表演，情怀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需要反复经受现实检验的信念。
正因如此，即便面对压力与诱惑，他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稳定的判断力。这种定力，来自对真相的尊重，也来自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
写在最后：当历史的烟云散去，我们留下些什么
如果将人生视作一部缓慢展开的影片，赖明明的故事，跨越了多个时代场景。
第一幕，是民国的硝烟。祖父赖牧天在战壕中校准机枪的身影，沉静而克制。第二幕，是香港的霓虹。年轻的赖明明身处传媒一线，在信息洪流中记录时代。
第三幕，是深圳的课堂。一位身着牛仔裤的教授，与学生讨论科学与哲学。
看似不同的场景，实则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校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言：“乐观者在灾难中看到希望，悲观者在希望中看到灾难。” 而赖明明的人生选择，既非盲目乐观的高歌，亦非消极悲观的喟叹，而是在时代的跌宕中，始终锚定自我的坐标。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坐标。有人迷失在增长的数字中，有人困于权力的结构里，也有人沉溺于情绪化的表达之中。而赖明明所呈现的路径提醒我们，真正可靠的坐标，往往来自对真相的敬畏、对方法的尊重，以及对责任的长期承担。
他并不试图给出简单答案，也不热衷于宏大表述。他所坚持的，是在每一次研究中保持克制，在每一次判断前进行校准，在每一次行动中兼顾现实与长远。
当时代的烟云终将散去，留下来的，并非一时的喧哗，而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判断力与价值取向。被反复校准过的思想与人格，往往更为安静，却也更加持久。
赖明明依然走在那条通往学术与现实之间的小径上。脚步并不急促，却始终踩在时代的节点之上。
因为他始终清楚：只要准星在，方向就不会偏离；只要判断仍然克制，智慧就不会失效。
这，正是一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不喧哗，却自有分量；不尖锐，却能够穿透时间。
作者鸿彬与赖明明教授合影
文章最后赋诗一首，以表达我对赖教授以及中国当代公众知识分子的敬意和期待！
《守望者：致赖明明教授及当代知识分子》
曾是战场上，祖父指尖校准的寒芒，
马克沁的余温，还烫在百年的胸膛。
那时的准星，守着河山不碎，
换来今日黄昏下，一袭灰装。
你曾穿梭于中环的霓虹，听维港的浪，
在信息的洪流里，寻找文明的骨干。
折返书斋，四十载深港风云收进笔端，
你把书生最硬的骨头，熬成照亮后辈的火光。
世人皆爱喧哗，你偏要守着那份克制，
在不确定的时代，为真理做一个刻度。
那条洗褪色的牛仔裤，走过石井的泥土，
也走过学术的荒原，只为找寻“中国智慧”的来路。
不要问，这脊梁为何总在风雨中挺拔，
不要问，这双眼为何总对真相报以泪花。
你们是拾荒者，在废墟里捡拾理性的碎片，
你们是守望者，在长夜里静候黎明的萌芽。
当历史的烟云散去，名利皆如尘埃，
唯有那道对准良知的准星，永远存在。
致敬这温和的锋芒，这有温度的清醒，
致敬在时代的激流中，逆流而上的每一个灵魂。
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祝福赖教授，祝福阅读我文字的你！
（全文终）
鸿彬
2025年12月26日于深圳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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