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七月的川西草原湿气正盛，邓华刚抵达阿坝就从吉普车后座取出两支亮晃晃的手枪，顺手把其中一支塞给秘书谢功贵。同行的干部看得目瞪口呆：副省长出差带双枪，这在省里可从未见过。
开枪打猎只是插曲，更令人好奇的是枪支从何而来、为何能带出部队。谢功贵事后回忆，那两把枪一支是不锈钢手柄的格洛克样式，另一支则刻着俄文名字。枪背后的故事得从上一年说起。
1960年深秋，中央决定让邓华由沈阳军区司令员转任四川省副省长。调令下达时，他正在前线部队调研训练，得知消息后只说了一句：“组织要我去地方，就把家也带过去。”随即交代警卫整理个人物品，其中就包括常年随身的手枪、望远镜和地图包。
罗瑞卿受毛主席之托为他带话：“到四川后多走走，多看群众，早日改正错误。”简单一句话分量不轻，邓华明白自己此番是带着“包袱”赴任。可他没有半点沮丧，干脆把手枪和书本同放一箱：打仗靠枪，改行靠学习。
抵川首日，他前去拜会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李井泉开门见山：“农机这一摊子请你挑。”邓华笑着点头，临别前加了一句：“不懂行，但我能学。”就是这句“能学”，把农科所党办负责人谢功贵推到了他身边。
谢功贵起初推让，说自己只懂人事不懂秘书。邓华半开玩笑：“你是四川通，我来当兵痞子里的学生，咱俩算互补。”一句话把气氛拉活，谢也就跟着走了。之后十八年，两人几乎形影不离。
农机工作千头万绪，邓华的办法很直接：跑工厂、下地头。车间里，工人常听见他连珠炮式问：“毛坯从哪进？刀具磨损率多少？”弄懂技术后再听厂长汇报，场面颇像战时审问俘虏——差一字一句都不行。正因为这股狠劲，半年后他就能拿着草图同技师讨论改进图纸。
也就在这段时间，枪的问题被彻底“合法化”。邓华离任沈阳军区前，专门向新任司令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呈交一份清单：两支手枪、一副军用望远镜、一柄军刀。赖传珠看后笑道：“将军佩枪应有之物，带走吧。”军区盖章存档，手续完备。
不锈钢那支是也门王储访华时送的礼物，既稀罕又耐用；刻俄文名字的枪来历更巧——五十年代初，他随陈赓等赴苏观摩核试，对方临别送枪致意，手把刻名。苏方工作人员一度把“陈赓”刻成“陈诚”，闹出乌龙，改好后才连夜送来。
谢功贵最难忘的，是将军第一次带他打猎。林中没碰到猎物，邓华却兴致勃勃，空放三枪，壳弹落地叮当作响。他回头拍拍谢的肩膀，小声道：“子弹是怕生锈的，偶尔要让它响一响。”话虽轻松，却透出军人对武器的天然敬畏。
副省长带枪，也带着旧日军旅的严格自律。一次大金县干部悄悄在车尾放进两根鹿茸，想给首长补身体。邓华发现后铁青着脸：“公家东西岂能私赠？全部退回！”随行人员无人敢言，谢功贵只得跑回去把鹿茸原样奉还。
在黝黑草地上蹲着看牧民手挤牛奶时，邓华忽然问技术员：“能不能做台小型奶泵？”没人敢保证，他却照旧拍板：“试，小成本就地搞。”一年后，第一批手摇式挤奶机在若尔盖投入使用，效率翻倍。
1977年，他重返军界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临赴京前夕，他叮嘱谢功贵：“我回兵营，你守好四川的摊子。”谢因自感不熟军务，请求留下。邓华点头答应，只留下那把刻俄文名字的手枪——不锈钢那支依旧跟着他，装在褪色的皮枪套里。
1980年盛夏，邓华病危住进三〇一医院。谢功贵赶到病房，将军已无力说话，只紧握住他的手。那一刻，枪、农机、草原、车间，全化作静默的握手。几周后将军辞世，两支枪由家属依规交军博收藏，成为展柜里不起眼却坚硬的证物。
副省长佩双枪，在制度层面只是一次特殊审批；在个人层面，却是军人底色与地方职责的交汇。枪声未必再响，可金属的凉意时刻提醒：纪律、担当、行动，这些东西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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