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47年正月，开封城外的冻土下渗出暗红。
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刚刚在此举行了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大辽。仪式结束后，他骑马出城巡视，随行官员在奏章里轻描淡写地记下一笔：“自汜水至封丘，道路两侧，新尸与旧骸相叠，民舍无炊烟，唯见饥犬争食。”这不是战场，这只是从洛阳到开封的普通官道。
这一年，距离朱温篡唐已过去四十年，距离赵匡胤黄袍加身还有十三年。在这片被后世统称为“五代十国”的土地上，超过四千万人——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一半——已经消失。他们不是死于某一场著名的战役，而是死于一个系统性崩溃的时代。在这里，一切都有价格，包括人命。而这一切，被一本偶然留存下来的黑市账本，撕开了血淋淋的一角。
一、账本第一页：建隆三年，幽州人市，女口市价
1991年，内蒙古赤峰辽代墓葬出土了一批混杂的汉文文书，其中数页残破的账册，经碳十四测定，年代大约在公元930年至960年间。其中一页，字迹潦草，像是匆忙的记录：
“二月十九，收刘三娘，年十四，面有疮，折价。实付粟一斗二升。
三月初五，收无名妇，孕，拒行，杀取胎。胎药未成，弃。肉售与城西王屠，得钱三十文。
三月廿一，收逃兵掠来童男女五口。二童病，恐传疫，沉塘。余三口，壮男值绢半匹，弱女值盐三斤。”
这不是小说，这是人口贩子的营业流水。在五代，尤其是契丹不断南掠的幽云地区，人口买卖已成为公开、成熟的产业。“女口”即女性人口，是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价格根据年龄、健康状况、容貌浮动。一斗粟米，大约相当于今天六七斤粮食，就可以买走一个花季少女的生命权。
为何如此廉价？因为供给量太大了。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以割让燕云十六州、称儿皇帝为条件，换取契丹出兵。契丹骑兵南下，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草谷”——即掳掠人口物资。《辽史》记载，仅此一役，“获生口十余万，悉驱往北”。这些“生口”被绳索系颈，串成长队，徒步走向苦寒的草原。途中倒毙者，不计其数。幸存者沦为奴隶，命运更为凄惨。男性多为牧奴、工奴，女性则充入“头下军州”，成为贵族私产，或迫为营妓。
中原政权自身也是掠夺者。后汉乾祐元年（948年），大将赵思绾据长安叛乱，被围粮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待到城破，他府中的腌人肉尚有数百斤。这不是孤例。后晋将领苌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为食”。在这些军阀眼中，民众与牲畜无异。
二、账本第二页：广顺二年，汴梁税单，钉钱与拔毛钱
如果说北方边地直接面对胡骑的刀锋，那么中原腹地的百姓，则在另一种精细的剥削下缓慢失血。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开封府一份发往曹州的催税公文副本，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应是后来流散所致），上面罗列着除正税外的杂捐：
“每户计：
拔钉钱：二十文（凡屋舍有铁钉、木楔者计）
渠伊钱：三十文（刺史名‘渠伊’，言及其名则罚）
捋须钱：十五文（观察使捋须，见者需纳）
门户钱：五十文（临街户加倍）
呼吸钱：一百文（按丁口计，称‘鼻息钱’）”
这份清单荒谬得令人发笑，却真实得令人窒息。从房屋的钉子到官员的胡须，从开口说话到呼吸空气，皆可征税。这就是五代税制的本质：在中央权威崩解、军阀割据混战的情况下，节度使及其下属官吏如同承包了一片领地的土匪，他们的目标是短期内榨取最大财富，以供养军队，维持统治。没有长远规划，只有竭泽而渔。
正税更是沉重到匪夷所思。后唐同光年间，盐税比唐代暴涨七倍，“民有淡食者”。酒曲实行官府专卖，民间私造酒曲三斤即处死刑。为了应对战争，预征税赋成为常态，后晋时已预征到五年以后。农民往往新谷未收，已欠下来年的税。
于是，逃亡成为普遍选择。但逃亡者一旦被抓，“田产充公，亲邻连坐”。留下来的，则承受更重的摊派。恶性循环之下，中原经济最核心的河南、河北地区，“田无禾麦，邑无烟火者，动辄百里”。
三、账本第三页：显德元年，江陵疫录，人相食的医学报告
战争和赋税直接摧残生命，而随之而来的饥荒与瘟疫，则完成了对社会的彻底清洗。
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一份来自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医官的记录，描述了人间地狱的景象：
“自去岁冬，兵聚于野，今春大疫。病者头痛、壮热、吐泻，身发黑斑，三日辄死。阖门尽殁者十之五六。
粮绝，人相食。初食死者，继食病者，后则掠生者。弱子易爨，谓之‘和骨烂’；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女，谓之‘不羡羊’。
有药肆暗售‘米肉’（人肉），价倍于常。疫气与腐气相蒸，死者枕藉，埋之不及，多弃于河。河水淤塞，复滋新疫。”
这份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医学报告，揭示了饥荒瘟疫下的伦理崩溃。“人相食”不再是史书里简单的三个字，它有了具体的称谓、价格和市场。在生存本能面前，文明社会的道德约束荡然无存。
水利失修加剧了灾难。黄河在五代54年间有记载的决口达32次，平均不到两年一次。后晋开运元年（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洪水淹没汴、曹、濮、单、郓五州，尸体挂满树梢。朝廷无力组织大规模治理，地方军阀只顾眼前，导致良田变泽国，水灾过后又是蝗灾、瘟疫。
四、账本之外：被系统摧毁的社会与人心
这些零散的账页、公文、记录，拼凑出的是一幅全面解体的社会图景。
法律成为废纸。后汉乾祐年间立法：“盗一钱以上，皆死。”邻保连坐。这并非为了治安，而是为了恐吓与掠夺。节度使可任意立法，私设公堂。酷吏发明了“鼠弹筝”（铁丝穿锁骨）、“凤凰展翅”（吊裂四肢）等酷刑。监狱成为营利机构，入狱要交“开门钱”，出狱要交“洗罪银”。
家族纽带断裂。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聚族而居的大家族难以维持。为了生存，出卖亲人成为无奈选择。墓志铭显示，五代时期平民平均寿命仅34岁左右，儿童夭折率极高。大量墓志记载着“遭乱不知所终”、“殁于王事”的亲人，家族记忆支离破碎。
信仰扭曲变质。佛教本为乱世提供慰藉，但许多寺院趁机兼并土地，放高利贷（“僧债”），蓄养奴婢。直到后周世宗柴荣大规模毁佛，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压力。民间则滋生出绝望而暴戾的信仰，如崇拜“复仇鬼”，或进行血腥的巫术祭祀。
女性沦为绝对牺牲品。她们是战利品、军粮、货币和泄欲工具。从皇帝到兵卒，掳掠妇女都是常态。朱温将子媳纳入后宫，李存勖强占大臣之女，南汉后主有“媚猪”之戏…上层荒淫无度，底层女性则像账本里记载的那样，被明码标价，随意处置。
五、微光与代价：乱世中的生存策略与文明韧性
然而，即便在如此绝境中，华夏文明的火种并未熄灭，它以极其高昂的代价和扭曲的形式延续着。
技术以奇特方式传承。火药开始用于战争（904年豫章之战），雕版印刷因大量印制佛经、历书而推广，吴越国掌握了先进的建筑与海塘技术。这些技艺的传承者，往往依附于军阀或寺院，在夹缝中求生。
文化记忆隐于地下。许多士族子弟逃往相对安定的南方十国，如蜀地、江南，促进了当地文化繁荣。《花间集》编成于后蜀，南唐词开一代新风。更多的普通人，则通过口耳相传、秘密保存族谱、在墓葬中埋藏文书等方式，顽强地保留着历史记忆。
地方社会艰难重组。在权力真空地带，百姓“多结屯堡，以刀耕自守”，形成自卫性的坞堡组织。一些有能力的乡绅或退伍军人成为首领，制定简单的规则，维持最基本的秩序和农业生产。这些微观社会的实践，为宋代以后的乡村自治提供了雏形。
最大的代价是人性。冯道历仕五朝八姓十一帝，自称“长乐老”，其哲学是“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这代表了乱世中一种务实的生存主义：不同是非，只求存续。这种道德上的妥协与苟全，让文明得以存活，但也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
尾声：价格的最终重置
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北伐途中病重，在帐中看到一只巨大的木牌，上书“点检作天子”。他匆匆撤军，不久病逝。次年，他信任的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被部下黄袍加身。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终结了五代。他“杯酒释兵权”，推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国策。这些政策，无一不是对五代乱象的深刻反思和矫枉过正。他用文人政治压制武人，用中央集权消解地方割据，用发展经济替代军事掠夺。
代价是，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回，北宋始终面临北方威胁，最终亡于外族。但至少，中原百姓终于告别了那个“人肉有价”的时代。赵匡胤曾对宰相赵普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为百代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他的逻辑是：用财政供养军队，避免军队为求生而劫掠百姓。
从此，人命的价格，从“粟一斗二升”，逐渐回归为无价。这看似理所当然的回归，是用了五十四年炼狱，四千万条生命，和整个文明的一次濒死体验，才换来的。
那本幽州人市的账本，最后一行模糊的字迹，像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市罢，计得钱绢，然心中怏怏，不知明日，谁为市上肉。”
每个人，都可能是明日市上的肉。这就是五代十国，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章节，它用最极端的方式，证明了秩序的价值，并让后来者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那脆弱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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