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厅里很安静,只有射灯打在相纸上的“嗡嗡”声。意大利,米兰,观众在一幅大幅照片前停下脚步,画面上,云台山的溪水在岩石间蜿蜒,水光被拉成一道道银色细线,像一束束流动的光。照片下方的说明写着:《真水无香》,作者:秦玉海。
站在人群后面的秦玉海,嘴角压着笑意。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指尖下意识摩挲着挂在胸前的相机,那是一台哈苏,价值几十万,由河南云台山景区用公款购置。
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离“艺术家”这个词很近。
他在作品序言里写过一句话:“修美于内,敛性于心。”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他的艺术宣言。只有他自己知道,在镜头之外,还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逻辑:
“镜头能装下云台山的风景,也能装下权力带来的一切。”
秦玉海调任焦作市委书记,第一次登上云台山时,他站在山崖边,风从峡谷里吹上来,带着水汽和凉意。有人递给他一台相机:“秦书记,给您拍张照?”
他摆摆手:“我自己来。”
那天,他拍了很多张。
回去之后,他把照片拿给身边人看:“你看,这地方,宣传好了,就是块宝地。”
最初,摄影确实是“工作的一部分”。焦作需要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云台山需要一个被看见的机会。
秦玉海带着相机上山,拍云海、拍瀑布、拍红叶,照片出现在宣传册、海报、网站上,云台山的名气一点点涨起来。
“我是在为云台山做宣传。”他这样对别人说,也这样对自己说。
但随着职务一步步升到河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对“宣传”的理解,悄悄变了味。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摄影活动上。讲座、论坛、影展,只要有“摄影”两个字,他都愿意去。他的名片上,除了行政职务,又多了一行: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
有一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官当得再大,退休了也就那样。艺术是永恒的,能让人名垂青史。”
这句话,后来被办案人员反复提起;他们认为,这是秦玉海心态变化的关键节点:他不再满足于“政绩”,而是开始追逐“名声”。
“摄影穷三代,单反毁一生。”这是民间对摄影烧钱的调侃。
秦玉海从不缺钱。
2004年,云台山景区还在起步阶段,资金紧张。秦玉海找到景区负责人,说:“我们要提升云台山的形象,得有好的设备。”
很快,一份采购清单摆在了桌上:哈苏、林好夫等世界名牌相机,机身、镜头、配件,一整套下来就是几十万。
景区财务人员算了一笔账:这些设备的价格,相当于当时景区好几个月的门票收入。
但秦玉海的态度很坚决:“这是为了宣传,为了云台山。”
2004年至2012年,云台山景区先后动用公款100多万元,购置了24件高档摄影器材,全部交由秦玉海使用
这些相机,很少出现在普通工作人员手里,大多时间,安静地躺在秦玉海的办公室或住所的柜子里。
景区员工回忆:“秦书记上山拍照,我们用的是普通相机,他用的是哈苏。”
摄影器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画册、挂历、展览。
2010年至2014年,云台山景区按照秦玉海的要求,先后花费166万元购买他的摄影作品集《真水》,14.5万元印制他的作品挂历,33万余元用于冲洗、装裱他的照片。
有一次,云台山要在韩国办展,本来方案里只有景区风光片。秦玉海看到后,提出要增加一个“个人作品展”。主办方提醒:费用会大幅增加。秦玉海说:“没问题,景区出。”
最终,这场展览花了74万余元,全部由云台山埋单。
展厅里,一边是云台山的风光,另一边是“秦玉海作品”。
在他的要求下,景区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摄影艺术馆”。馆里挂着他的作品,墙上印着他的名字。
开馆那天,他站在自己的照片前,对前来参观的人说:“我要把云台山的美,推向世界。”
云台山的山路,秦玉海走得比谁都熟。
每一次上山,都像一场精心安排的“摄影之旅”。前有景区工作车辆开道,后有随行人员、摄影爱好者簇拥。
云台山庄的经理记得很清楚:“秦书记一来,我们就要提前准备最好的房间、最好的饭菜。”
吃饭,按“贵宾标准”;住宿,按“领导标准”;用车,按“公务标准”。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围绕着他的一个爱好——摄影。
2013年1月,中央八项规定已经出台,各地都在压缩“三公消费”。有人提醒秦玉海:“现在风声紧,上山拍照是不是低调一点?”
他摆摆手:“我这是工作,是为了宣传云台山。”
2013年1月至2014年7月,他仍然39次上云台山摄影。每一次,都有景区人员陪同,吃饭、住宿、用车,全部走公款报销。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他为了拍摄天鹅,竟动用了警用直升机。
那天,他提出要从空中拍湿地的天鹅。当地公安部门安排了直升机。螺旋桨卷起的巨大气流,把整片湿地的鸟群惊得四散而飞。等他按下快门时,画面里只剩下几片羽毛和一片被搅乱的水面。
有人后来评价:“他不是在拍鸟,是在用权力给自己的镜头找角度。”
秦玉海的镜头,很快吸引了另一种人——商人。
北京一家影像公司的老板曹某,是最早盯上他的人之一。
曹某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
当他得知秦玉海痴迷摄影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2012年至2014年,曹某先后投入580多万元,为秦玉海做了三件事:
第一,出版画册。他组织团队,把秦玉海的作品重新挑选、编排,设计成一本精美的画册,送到各地画廊、书店。
第二,拍摄纪录片。他找人拍了一部名为《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的纪录片,主角是秦玉海,背景是云台山。片子在一些电视台和网络平台播出,秦玉海的名字和“云台山”牢牢绑在一起。
第三,办国际展览。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把秦玉海的作品送进意大利、法国、英国的一些展厅。对一个地方官员来说,这是难得的“国际曝光”。
曹某做这些,不是为了“艺术”。
他心里很清楚:秦玉海的作品,在专业圈子里顶多算“二流”;但在云台山,在河南,他的名字后面,是可以签批项目、可以打招呼、可以影响资金流向的权力。
作为回报,秦玉海向云台山景区“推荐”了曹某的公司。很快,曹某拿到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地铁里的云台山广告业务。不仅如此,秦玉海还帮忙提高了广告费标准。
审计结果显示,曹某通过这些业务获利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
“他给我艺术,我给他市场。”这是曹某的算盘。
在秦玉海的“摄影圈”里,有一个名字绕不过去——河南商人李某。
李某原本和摄影没什么关系,他更关心的是房地产、工程、土地。但当他发现秦玉海对摄影的痴迷后,迅速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新标签:“摄影爱好者”。
他开始频繁出现在秦玉海的摄影活动上,帮他张罗场地、联系媒体、安排饭局。只要是和“秦玉海摄影”有关的事,他都愿意出钱出力。
有一段时间,李某牵涉进一起涉黑案件,名声很差。有人劝秦玉海:“这种人,少来往。”秦玉海嘴上答应,心里却另有盘算。
后来,李某找到他,说可以帮他在国外办一个个人摄影展。秦玉海犹豫了一下,还是点头了。
“我知道他有问题,但我觉得,只要他能帮我把展办成,别的都无所谓。”他在忏悔录里这样写道。
在他眼里,艺术的“光环”,比是非对错更重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秦玉海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两副面孔”的人。
公开场合,他是“务实的领导”“有情怀的艺术家”。他在会上谈“廉政”“纪律”,在画册序言里写“杜绝尔虞我诈”“修美于内”。
私下里,他却把云台山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
他不分管旅游,却牢牢掌控着云台山的人事和财务。
景区门票涨价,要先征求他的意见;重要岗位的干部,要经过他点头;谁不听话,就会被调走、被边缘化。
有景区干部回忆:“秦书记常说,云台山是他的‘心血’。但我们都知道,云台山也是他的‘提款机’。”
截至案发,秦玉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各类贿赂近3000万元。这些钱,有的来自房地产商,有的来自广告公司,有的来自工程老板,每一笔都和他的“艺术活动”或“宣传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始终强调:“我是在为云台山服务。”
但景区多年的游客调查显示,通过摄影图片了解云台山的游客,只占10%左右。
“所谓‘宣传’,更多是他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位熟悉情况的干部说。
2014年,中央纪委发布消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玉海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消息一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他不是那个拍云台山的摄影家吗?”
很快,调查结果给出了答案。
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办案人员搜出了大量摄影器材、画册、照片。那些曾经被挂在展厅里的作品,如今被摊在桌上,一张一张翻看。
“镜头是干净的,拿镜头的人不干净。”有办案人员这样评价。
2015年,秦玉海被开除党籍、公职。随后,他因受贿罪被判刑。
法院认定,他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曾经挂在各大城市地铁里的《真水无香》,被陆续撤下。那些印有他名字的画册,从书店的显眼位置,被挪到了角落。
有人去云台山旅游,在景区商店里翻到一本旧画册,封面还是《真水》,价格已经从几十元降到了几元。老板说:“以前是‘领导作品’,现在没人认了。”
在监狱里,秦玉海有了大把时间看自己的照片。
他对着那些曾经让他得意的作品,沉默了很久。
“我一直以为,镜头能帮我留下永恒。”他在忏悔录里写道,“没想到,最后留下的,是我的罪证。”
他说,自己最对不起的,是云台山。
“云台山的风景是真的,我拍的照片也是真的。但我利用云台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这是假的。”
镜头本来是用来记录真实的。他却用它,记录了自己的欲望和特权。
在他之后,很多地方开始对领导干部的“艺术爱好”建立清单,对“以艺术为名的公款消费”“以宣传为名的个人捞名”进行清理。有人说,这是“亡羊补牢”;也有人说,这是用一个人的教训,提醒更多人:
爱好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把爱好当成权力寻租的遮羞布;艺术本身没有罪,罪的是用艺术包装贪欲。
《真水无香》的本意,是“真水本无香,至味在其中”。秦玉海曾经想用这个名字,表达一种“返璞归真”的境界。
但在他的故事里,“真水”变成了“浑水”,“无香”变成了“恶臭”。
当灯光从展厅的照片上移开,剩下的,是一个被权力和欲望扭曲的灵魂。
镜头可以关掉,权力却不能关在笼子之外。
这,才是秦玉海案真正留给后人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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