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释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差异是左翼和右翼的分水岭。
现代世界以来，西方各国主导世界秩序，开始走出了原来封闭的文化圈层，但还是保持着类似文化同心圆的结构，一直到二战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民浪潮，欧美开始尝试主动打破这个文化结构。
六十年代一个主题是青年的反传统运动，不要被意识形态欺骗，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价值。传统社会规范包含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判断，但是这是谎言，来源于古老的善恶二元论。
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真理，所有的意见都是平等的。西方的文化不具独特性，所有的文化也不具独特性，它们都是平等的。西方文明并不特殊，跟其他文明具有同等尊严。人们冥顽不灵地坚持自己的特殊性，这个世界才陷入不死不休的斗争，所以要超越这种狭隘。
这种多元主义又是基于缺乏深刻自我反省的西方中心主义，导致他们尊重但不愿意了解其他文明。因为这种多元主义首先是形式主义的，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性选取一些方面加以强调，去凸显其差异性，背后还是有某种主观任意的意志在起作用。
只不过它又是自我隐藏的，将自己说成是普遍的，需要有一个统御性的力量压制其他方面说话的声音，权力关系还是没变，
开放本应伴随着对于真理的渴望和追求，而不是把无原则的开放当成静止的绝对价值。形式主义的多元主义会说“这是他们的选择”，承认这种差异，但是不去追问为何会如此。它往往要在恰当的地方止步。
六十年代的美国校园激进运动受到不同的左翼传统的影响，但是最后胜出的是形式主义的多元主义。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参与者一开始就反本质主义，警惕普遍真理、共同的客观的道德标准，不想要实质性的理想，因为那会成为一种专制性的力量、强行进行再分配的力量。
六十年代美国左派的主体是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大部分来自白人中上层，这些未来的社会精英已经感到无法心安理得享有优势和特权，旧的意识形态无法为自己的优势提供依据。
他们对于平等的激情部分来源于愧疚和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也属于美国社会，面临文化冲击的美国社会也需要青年一代的无辜的负罪感进行道德净化，这些人也因此成为新的话语资源的掌握者，成为一种新的承认政治的支持者。
旧金山幻想博览会
于是，新的道德纯洁标准、新的道德优越感诞生了，在支持平等和不支持平等之间形成新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他们虽然阶级身份错误，但是可以拥有更正确的道德资格，从而可以超越他们鄙视的人，并且，这对于所有年轻人都具有吸引力，因为都可以分享这种潜在的可能。
六十年代左翼中更为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与阶级政治叙事逐渐被边缘化，而形式化的平等、多元主义价值则被体制吸纳与转化，最终演变为民主党政治话语的核心资源。
多元主义由于试图让理性停留在事物表面，根据其差异性给予同等的尊重，但回避差异生成机制的追问，因而是一种有礼貌的冷漠，同时也是冷漠的理性，对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无动于衷。因为形式压倒了实质，越是边缘，越有更大的被承认的优先权利，也是这种形式的体现。
美国保守主义者批判多元主义削弱西方文明和美国对于自身传统和体制的自豪感，美国白人-基督教传统被系统性打压了，支撑其民族自我认同的故事，面临着印第安人、黑人、拉丁裔等少数族裔的视角的叙事的竞争而不断褪色，于是，在经济表现不好的时期就出现了白人民粹主义的爆发性传播。
安吉拉·戴维斯
这反而体现了形式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内在合理性。因为面对差异性非常大的实质，恰恰需要超越它们之上的维度作为最大公约数，所以只能先以某种形式正确加以捏合。
问题恰恰在于多元主义这套叙事目前还没有成为新的主流认同，还没有比较坚实的实质性的内容，美利坚的新民族构建还没有彻底完成。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共生活的失败，进一步来说，是内在于美国历史中的平等理想和民主理想的失败，每个人拥有符合比例的同等的话语权，通过普遍参与的民主的、协商的方式管理公共事务，创造一个可欲的公共生活形态，这样理想已经褪色，因为生活在自己的逻辑推动下已经脱离制度的实质性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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