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江南春》画卷的去向之谜，之所以能掀起舆论热议，不只是因为它是价值连城的名画，更因为它戳中了一个老生常谈却始终揪心的问题：公共之物，究竟该由谁守护，又该靠什么机制筑牢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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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鉴定调查仍在进行，最终结论尚未出炉，公众理应保持耐心。但耐心，绝不等于选择性失忆。

类似的质疑之所以一次次冲上风口，不是偶然，而是因为它反复叩击着一个历史早已点明，却始终没能彻底修补的制度漏洞。
鲁迅在《谈所谓的“大内档案”》杂文里，留下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这绝非愤世嫉俗的牢骚，而是一位亲历者，对公共财产命运最冷静、最犀利的判断。
鲁迅从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批判者。恰恰相反，他曾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亲手参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建，也亲身整理过那批风波不断的“大内档案”。

他比谁都清楚，问题的根源从不是个人品德的偶然失守，而是：一旦公共之物，缺乏清晰的权属界定、透明的管理流程和刚性的追责制度，那么无论把它交到谁手里，结局都可能殊途同归。

外行来管，凭着拍脑袋的决策和对专业的轻视，最终只会把宝贝“糟”得面目全非；
内行掌权，则可能借着信息差和权力便利，把公共资源“合法化”地据为己有，最终实现完美“偷”袭。
更值得警惕的，是鲁迅那句补刀式的提醒：“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你看，他说的从来不止是档案、字画、古董这些物件。

他说的，是所有公共资源的脆弱处境——

当制度只纠结“交给谁管”，却刻意回避“如何监督”；

当责任只停留在口头承诺，却没有完整的留痕与公开；

当专业变成少数人的垄断，而非服务公众的底气。

那么问题就不再是“会不会出事”，而只是“何时被发现”。
再把目光拉回仇英《江南春》画卷。

它和1959年的捐赠之物是否为同一幅，终究会有专业鉴定给出答案。但社会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止是“这一次是不是同一个”，而是更深层的追问：

如果真的是，它为何能冲破层层监管，一路流转到拍卖场？

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堵住制度的缝隙，避免类似的疑云反复上演？
文物是沉默的，它不会说话，不会辩解，更不会自证清白。

真正需要被审视、被拷问的，是围绕着它们运转的人，和制度。
鲁迅近百年前的杂文，至今仍被反复引用。不是因为我们迷恋他的尖刻，而是因为我们至今仍在他指出的困境里徘徊：

公共之物，究竟是属于国家和人民，还是暂时寄存在某个人的良心之中？
这个问题，若不能在制度层面给出掷地有声的答案。

那么，无论《江南春》最终是否“归位”，下一幅画、下一批档案、下一项公共资源，仍可能在某个无人注意的角落，悄然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