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一份绝密情报摆在了李宗仁的办公桌上。
看完内容，这位身经百战的桂系大佬只觉得后背发凉。
不是因为日本人要打过来了，而是那个送情报的人，身份太吓人了——日军华中派遣军的高级情报官，和知鹰二大佐。
两军正准备拼刺刀见红呢，敌人的核心参谋突然跑来给你透题，告诉你“我要怎么打你”，这事儿放哪朝哪代都像个拙劣的“杀猪盘”。
但李宗仁盯着手里这份详细到连冈村宁次早饭吃什么都快写出来的作战计划，陷入了沉默。
说起来，这个和知鹰二还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了。
早在之前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期间，这哥们儿就频频给中国军队示警，搞得像是我们安插在日军大本营的卧底一样。
这一次，他送来的猛料更是劲爆：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了精锐的13、16师团，准备玩一招“黑虎掏心”，突袭襄河东岸，目标直指蒋介石的心头肉——汤恩伯的31集团军。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是敌人的情报官在手把手教你怎么赢。
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看看当时的局面。
1939年的中国战场，其实正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时期。
日本人虽然拿下了武汉，但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紧巴。
给各位列一组数据就明白了：1938年那会儿，日军第11军一年能挥霍掉39400吨弹药，那是何等的财大气粗；可到了1939年上半年，从上海、南京辛辛苦苦运到前线的弹药，只有可怜的2600吨。
这都不叫“捉襟见肘”了，这简直就是“断顿”。
冈村宁次这只老狐狸心里跟明镜似的，靠这点家底去攻城略地那是做梦，必须换个打法。
不求占地，只求杀人。
特别是要歼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彻底打垮中国人的抗战意志。
于是，他把目光锁定在了汤恩伯身上。
这招棋走得挺毒，汤恩伯的31集团军是老蒋的嫡系中央军，装备好、待遇高，要是把这块“硬骨头”给嚼碎了，其他那些杂牌军、地方军肯定得吓破胆。
冈村宁次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正面用第3师团牵制，主力从侧翼快速穿插襄阳、豫南，切断第五战区的退路，搞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宗仁手里拿的牌其实烂的可以。
虽说他是战区司令长官，但第五战区就是个“大杂烩”。
左翼有廖磊、李品仙，还有那个不太听话的汤恩伯；右翼则是张自忠的33集团军。
特别是张自忠这边，说是“集团军”，其实经历了之前的血战，能打的精锐也就剩下4000来人，配属的东北军和川军战斗力也参差不齐。
更要命的是，战区内部的“将帅失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当李宗仁拿着日军的情报，召集大家开会部署“诱敌深入、侧翼反击”的战术时，汤恩伯第一个跳出来唱反调。
他在樊城的会议上直接拍了桌子，嚷嚷着“不能拿我的部队去牺牲”。
这话听着是为了保存实力，其实背后全是政治算计。
汤恩伯是老蒋的人，李宗仁是桂系的首领，老蒋那时候的心态很微妙：既想赢，又怕李宗仁再搞出一个台儿庄大捷，威望盖过自己。
所以汤恩伯的骄横，某种程度上是上面默许的。
面对这种“有令不行”的局面，李宗仁心里那个苦啊，简直没法说。
所谓的盟友，有时候比敌人还难防，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那一刀会从背后哪个方向捅过来。
但也正是这种绝境，逼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右翼的张自忠。
如果说汤恩伯是在想方设法保实力，那张自忠就是在拿命填窟窿。
4月29日，日军攻势如潮水般涌向襄河西岸，企图一举突破防线。
张自忠手里那点兵力，在日军精锐面前就像纸糊的一样单薄。
但他愣是带着这4000多弟兄，像钉子一样扎在阵地上。
张自忠心里清楚，他这里要是崩了，李宗仁的整个“口袋阵”就全漏了。
那时候的张自忠，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亲自督战，士气高昂得吓人，硬是扛住了日军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那场面，真的惨烈，连日军的战报里都不得不承认遇到了“顽强抵抗”。
正是因为右翼这种近乎自杀式的坚守，给李宗仁争取到了最宝贵的战机。
随着日军主力因为张自忠的阻击而步伐放缓，李宗仁终于等到了收网的时刻。
他命令部队让开大路，把这帮骄狂的日军放进来，然后利用襄河复杂的地形，切断了日军本就脆弱的补给线——那条关键的襄花公路。
这一下算是打在了冈村宁次的七寸上。
前面咱们说了，日军这时候穷得叮当响，弹药补给全靠那点可怜的运力，后路一断，前线的日军立马就慌了神。
原本气势汹汹来“包饺子”的日军，突然发现自己掉进了李宗仁设计的“口袋”里。
没吃没喝，退路还被截了，那股狂热劲儿瞬间泄气。
李宗仁抓住机会，指挥各路大军全线反击。
这时候，之前那些看起来战斗力不强的中国部队，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痛打落水狗这种事，大家还是很有默契的。
最终，这场随枣会战以日军伤亡1.3万人、狼狈撤退而告终。
冈村宁次精心策划的歼灭战，反倒成了他的一场噩梦。
战报传到重庆，蒋介石虽然心里对李宗仁还是有一百个不放心，但面对这样的战果，也不得不竖起大拇指，感叹一句：“不愧是老行伍。”
这话里有多少酸味咱们暂且不提，但至少说明，李宗仁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上的造诣，确实让老蒋自愧不如。
故事讲到这儿，咱们得回过头来聊聊那个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角色——和知鹰二。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人是不是个隐藏的“日共”或者和平主义者？
其实，历史的真相往往比小说更荒诞。
和知鹰二之所以冒死送情报，并不是因为他爱中国，更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反对侵略。
恰恰相反，他是日本军部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
当时的日本陆军内部，分裂成“北进派”和“南进派”。
和知鹰二这类人，深受“满洲国之父”石原莞尔的影响，是坚定的“北进派”。
他们的理论是：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应该集中力量经营满洲，准备对苏作战，而不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在他们看来，冈村宁次这种在中国扩大战事的做法，是在“毁了大日本帝国的万世基业”。
所以，和知鹰二把情报卖给李宗仁，逻辑非常“清奇”：通过让中国军队打赢，让日本军部意识到在中国战场是死路一条，从而逼迫高层改变战略，停止侵华，转而去打苏联。
换句话说，他背叛了冈村宁次，是为了他心中那个更狂热、更宏大的“军国主义梦想”。
这种疯子之间的内卷，反而在客观上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随枣会战虽然不像台儿庄那样名声大噪，但它在抗战史上的地位极高。
它证明了既使在内有派系倾轧、外有强敌压境的绝境下，中国军队依然能通过高超的战术和顽强的意志，挫败日军的战略企图。
而那个隐藏在情报背后的荒诞真相，也让我们看到，当侵略者的内部开始因为贪婪和狂热而分裂时，正义的防线就已经在无形中变得更加坚固。
为了一个更疯狂的野心，他不惜把现在的同僚送进地狱，这就是侵略者内部最讽刺的逻辑闭环。
和知鹰二也没落着好，战后作为战犯嫌疑人被关进巢鸭监狱，虽然后来放了出来，但也没活几年，病死在了家里。
参考资料：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随枣会战》，中华书局，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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