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4日拂晓，北海公园的柳枝还沾着露水，《人民日报》头版的黑框讣告吸引了早起的读报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厦门病逝，终年87岁。毛主席翻到这张报纸时沉默许久，身边工作人员只听到窸窣翻页声，没人开口。

时针拨回抗战最艰难的1940年春。那一年，东南亚的橡胶和锡矿行情不算好，但南洋侨胞寄回的汇款却只增不减。短短三载，陈嘉庚发动的募捐已累计四亿多法币。他自己并不是最富，却是掏得最干脆的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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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到了，还得人来。陈嘉庚一声招呼，三千多名南洋青年踏上滇缅公路，驾驶卡车往返群山。路面狭窄，炸弹频落，两年间一千余人长眠崖谷，却换来四十五万多吨急需物资。生与死的帐在这条“生命线”上被写得赤裸。

同年四月下旬，陈嘉庚在重庆。蒋介石为他设宴，灯红酒绿。一次席面8万元法币，可买800头黄牛，军统要员满座。连轴应酬几十天后，他抬手揉了揉眼角，对随员低声说了句：“钱花得心疼。”言辞压得酒桌一阵尴尬。

五月底，延安来电。毛主席用极简的措辞发出邀请：“望陈先生赐临边区。”陈嘉庚决定北上。西安再转八路军卡车，尘土一路扑面，窗外是沟壑和碉堡，车厢里只有干粮和开水。同行记者暗暗心惊——这同重庆的繁华像两个世界。

6月1日傍晚，窑洞外三张旧方桌拼成一字。桌面罩着《解放》报，菜肴只有两盘素炒加一锅清炖鸡。菜刚端上，毛主席哈哈一笑：“我买不起肉啊！”话音不长，却让随行人员一下放松。那只鸡还是附近李大娘听说陈嘉庚要来，特意送来慰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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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尝了一口高粱米，抬头回道：“毛先生，这饭香极了。”没有客套话，只有真心。主席一个月薪水当时不到15元边币，比前线连长高不了多少。肉票早已分给战士，他常以豆瓣酱拌南瓜抵一餐。

第二天，陈嘉庚参观枣园菜地。战士们用羊粪做肥、砖头围圈养猪。延河风大，土豆苗紧贴地面。讲解员说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外客频频点头。这里没有歌舞，却有纪律；没有山珍，却有信念。

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侨团纷纷改口径，“救国捐”一栏后面悄悄加上“八路军”字样。到1942年底，仅陈嘉庚个人牵头的药品、无线电器材就向陕甘宁边区抵达800余箱，香港地下交通站的统计单上数字不断攀升。

1949年6月，北平香山。浓荫掩映的小白楼里，毛主席与陈嘉庚再见。谈及台湾问题，老人眼里闪着急切。毛主席郑重承诺，终有一日会完成统一。10月1日，陈嘉庚伫立天安门城楼西侧，看礼炮齐鸣。他握紧栏杆，指节微白，那天风很大，但温度适宜。

建国后，陈嘉庚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向家乡教育，集美学村扩建，航海学院、农林学院一一办起。1954年，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被称为“华侨旗帜”，但在许多场合仍然喜欢自称“集美校长”，从不摆官架子。

1961年8月3日凌晨，厦门集美医院里的病房飘着碘酒味。陈嘉庚握住女儿的手，声音微弱却清晰：“目未见台湾归，憾矣。”说罢安然闭目。同一天夜里，京城雨声淅沥。毛主席得讯后久久无语，随后对卫士说：“备车，去城外走走。”灯影里，车窗滴水，道上行人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