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北京城的风冷得像刀子一样。
大清国这艘破船马上就要沉了，可谁也没想到，在最后关头卡住袁世凯脖子的，不是南方的革命党，也不是手里的洋枪大炮，而是深宫里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为了那一百万两银子的差价，硬是把这场“退位大戏”拖成了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
说起来挺讽刺的。
大家印象里的隆裕太后，要么是那个长得不好看、只会哭哭啼啼的受气包，要么就是慈禧太后的跟屁虫。
但这回不一样。
在这个帝国崩塌的前夜，当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王爷贝勒们忙着把金条往天津租界运的时候，这个被老公冷落、被姑妈压制的女人，突然展现出了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市井算计”。
那时候的局势，比咱们现在看到的电视剧要凶险一万倍。
武昌那边的枪声一响，南方各省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哗啦啦全倒了。
紫禁城里头呢？
乱成了一锅粥。
摄政王载沣，也就是溥仪的亲爹，一看苗头不对，直接辞职回家抱孩子去了。
这时候摆在隆裕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等着革命军杀进北京，像法国那个路易十六一样，一家老小排队上断头台；要么就信袁世凯这个“老狐狸”，把江山交出去。
这其实是个死局。
袁世凯这人，那是典型的“两头吃”。
他在河南养病的时候就磨好了刀，一边指使段祺瑞这些北洋将领发电报吓唬孤儿寡母，说再不退位洋兵就要进城了；一边又扮好人，拿出一份《优待条件》，说只要肯退位，皇帝尊号保留，紫禁城还是你们家住着，每年还给你们发零花钱。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把宫里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太妃们吓得够呛，恨不得马上签字画押。
但在谈判桌上，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喘的隆裕，突然在一行字上按住了手指头。
那一条写着：每年拨付皇室费用白银三百万两。
三百万两是什么概念？
在那个老百姓饭都吃不上的年代，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这钱够养活好几个师的兵力。
朝里的大臣都劝太后：“差不多得了，万一袁项城翻脸，这点钱都没了。”
可隆裕就死咬着两个字：不行。
她不是贪财，她是真的怕了。
这哪里是退位诏书，分明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后一张保命符。
你想啊，只要这章一盖，手里没了兵权，也没了收税的权利，紫禁城里那几千号太监宫女喝西北风去？
那帮子除了提笼架鸟啥也不会的皇亲国戚怎么活？
隆裕心里跟明镜似的，这钱不是拿来享受的，是“遣散费”，更是整个家族的“安家费”。
一旦没了供养，这帮人为了活命，指不定会干出什么反噬皇室的事儿来。
她坚持要四百万两。
袁世凯听说了这个数，气得在军营里摔了茶杯。
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妇人之见，不知死活。
北洋军的大炮都推到大清门门口了，这娘们儿居然还在算这最后的一百万？
这时候，双方就开始了最惊心动魄的心理战。
袁世凯开始玩阴的，今天撤走一队宫廷卫兵，明天让人在城里散布谣言，说革命党已经挖通了进宫的地道，随时准备扔炸弹。
这种恐怖气氛，换个心理素质差点的，估计早就崩溃了。
但隆裕就在养心殿里死扛着。
她其实是在赌，赌袁世凯不敢真的开枪。
为什么敢这么赌？
因为她看穿了袁世凯的底牌。
老袁要的可不是一个血流成河的废墟，他要的是一个“得位极正”的大总统宝座。
如果清室是被杀光的，那他袁世凯就是乱臣贼子；只有清帝主动、体面地把政权交给他，他才能名正言顺地接管满、蒙、回、藏这庞大的疆域，才能在法理上堵住南方革命党的嘴。
说白了，隆裕手里那方大印，就是大中华区唯一的“合法过户手续”。
这一纸诏书的价值，别说四百万，四千万都值。
僵持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袁世凯怂了。
他咬着后槽牙，让人把“三百万”改成了“四百万”。
这场在刺刀尖上的讨价还价，最终以这个深宫妇人的惨胜告终。
1912年2月12日，隆裕颤抖着手，在《清帝逊位诏书》上盖下了那枚鲜红的大印。
盖完之后，她再也绷不住了，趴在桌案上嚎啕大哭。
那一刻，她哭的不仅仅是丢掉的江山，更是终于卸下了那个几乎把她压碎的重担。
哪怕是到了今天，很多人还在骂她断送了祖宗基业。
可如果那一刻她像慈禧当年向十一国宣战那样发疯，或者像某些亲贵嚷嚷的那样“血战到底”，那北京城哪怕不变成一片焦土，也得死伤无数。
她用一种近乎屈辱的妥协，换来了皇室的体面退场，也保全了京城百姓的安稳。
特别是那份诏书里明确写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这几个字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它在法理上保证了国家版图的完整继承，没让中国像奥斯曼土耳其那样碎成一地渣渣。
不过，现实总是比剧本更残酷。
虽然隆裕争来了这四百万的“支票”，但民国政府那边的财政也是个烂摊子。
这笔钱从来就没有足额发放过，经常是拖欠、打折，甚至拿一些不值钱的债券来抵账。
她苦心经营的这道“防火墙”，终究还是没能完全挡住时代的洪流。
这事儿之后，隆裕的身体就垮了。
她在那个冷清的深宫里又熬了不到一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在长春宫病逝。
她走的时候才四十六岁，身边的宫女说，她临死前还在念叨着那些没到账的银子，那是她给小皇帝留的最后一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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