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先生对章黄学术的继承与开拓
火盆陳邨人
引言
以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为核心的章黄学派是近代传统语言学的中坚力量，在对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的交汇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即以小学为核心和基础的传统考据研究。其学术影响不但辉耀当时，而且影响着中国传统语言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路向和进程。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师，在学术体系建构方面务为深宏博大，太炎先生的其他弟子则在章太炎学术体系的辉照下，在某一学科方面向精深方面发展，使得章黄之学进一步精密谨严。黄侃先生及门弟子众多，也多能在黄侃先生学术体系之下，承续师门传统，把某一方面学术向精深、精细处发展。章太炎先生早年弟子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近代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如鲁迅先生为“民族魂”，吴承仕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黄侃先生参与同盟会等。黄侃先生诸多弟子在建国之后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徐复（1912-2006），字士复，一字汉生，号鸣谦，江苏武进人。1929-1932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胡小石（1888-1962）等先生攻读传统语言文字学；1935年9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继续从黄侃先生问学。1936年2月至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从章太炎（1869-1936）先生问学。徐复先生求学问业的时候，两位大师的学术都已达到其学术人生的巅峰，故徐复先生所受影响既深且巨。
从徐复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路数和学术研究领域而言，徐复先生是在完全继承了章黄学术的路数和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又开拓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研究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徐复先生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一、徐复先生对章黄学术的传承
在传承章黄学术方面，徐复先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继承学术方法，继续章黄固有的学术研究路数和领域；（二）辑存或注释章黄两位大师的学术研究成果；（三）刊发传布章黄学术成果，对章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序赞。
（一）继承学术方法，继续章黄固有的学术研究路数和领域
章黄学术以小学为根柢，在此基础上延伸至经学、子学、史学、集部、佛学等相关学问和学科。而就其小学的研究方法和路数而言，以求语源、求本字为核心。章太炎先生的《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岭外三州语》是章黄小学学术方法和学术路数的创发之作，也是体系构建之作。以方言方面而言，太炎弟子中黄侃先生有《蕲春语》、汪东先生有《吴语》。黄侃先生弟子中，刘赜先生有楚语研究成果，徐复先生有常州方言、浔阳方言、蜀方言研究成果。章太炎先生从日本东京时期一直到章氏国学讲习会时期，《说文解字》一直是其主要讲授的课程之一，《说文》研究也是其小学研究的依托和重要内容之一，其日本东京时期《说文解字》讲授内容被辑成《章太炎说文解字讲授笔记》出版。黄侃先生手批《说文解字》分别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两次出版，其部分内容由黄焯先生辑成《说文笺识四种》出版，以飨学林。钱玄同先生有《说文段注小笺》，沈兼士先生有《说文》论著若干。徐复先生早年即从章、黄大师问学，《说文》研究也是其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从甫上大学开始，即以《说文》为研究对象，研玩体例、考证文字、辨别部首、校核音义，成为其小学典籍研究重要内容之一。
黄侃先生执教南北，揭示门径，为小学研究者指出小学十书，为研治学问根柢书。黄侃先生及门弟子，对小学十书中的某一部或某几部，都有精深研究。如刘赜先生、陆宗达先生的《说文》研究，殷孟伦先生的《尔雅》研究等。徐复先生则于《说文》《尔雅》《释名》《方言》《广雅》《广韵》等皆有精深研究。如《说文》方面有论文近30篇，著作一部，研究内容大致包括：1.保存师说；2.体例或专题研讨；3.具体文字研讨；4.《说文》部首研讨；5.《说文》相关研究人物或著述的推介。《释名》方面则有《释名音证》《释名补释》等，《尔雅》《广雅》《广韵》《方言》等皆有补笺、补释等著述嘉惠学界，还编纂有《广雅诂林》，主编《传世藏书·语言文字卷》。此外，徐复先生从上大学的时候就从事《释名》研究和《说文》研究，一直到八九十岁的时候还在继续深耕砚田，对这两部小学要籍的研究，贯串其学术生涯始终。
此外，黄侃先生针对当时国学书目所列图书动辄数百部，使初学者难以依从的弊病，提出古书二十五部，后又演减为二十四部，为学问基础书。这二十几部书包括传统的“十三经”以及在“十三经”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十四经”“十五经”中的《国语》《大戴礼记》和其他十部著作。黄侃先生教授弟子，往往以小学十书和二十五部书提示。关于这一点，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皆有追记。二十五部书中，除了小学十书中已经包括的《尔雅》《说文》《广韵》外，还包括《十三经》中的另外十二部经典和《大戴》《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庄子》《荀子》《文选》《文心雕龙》。此外，民国时期还流行过黄侃先生的一句话，谓“八部书外皆狗屁”，即《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可看作黄侃先生所指示二十五部书的精华编。黄侃先生及门弟子中，对二十五部书中的某一部或几部也多有精深研究，如黄焯先生《毛诗》传笺研究、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研究、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研究、洪诚先生《周礼》研究、骆鸿凯先生《文选》研究、钱玄先生《三礼》研究，都是相应学术领域的巅峰或权威。徐复先生早年即立志踵武高邮王念孙《读书杂志》，有撰写“后《读书杂志》”的学术计划，此后几十年间，对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陈书》《南史》《史通》《老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庄子》《荀子》《淮南子》《新语》《新书》《盐铁论》《论衡》《潜夫论》《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楚辞》《陶渊明集》《文选》《文心雕龙》《诗品》《杜工部诗》《韩昌黎诗集》《柳河东集》、岑参诗、孟郊诗、袁郊《红线传》、刘蜕《文泉子集》、李贺诗、《孙可之文集》等在内的三十几部常见要籍进行了勘校考释。其中，《尚书》《史记》《汉书》《庄子》《荀子》《文选》《文心雕龙》等都在黄侃先生规定二十五部书之内。
（二）辑存或注释章黄两位大师的学术研究成果
徐复先生以辑存、注释、发扬师说为使命。在其早期学术研究成果中，就不断辑列师说。如发表于1931年的《〈说文解字〉疑义举例》就引述了黄侃先生《说文》观点七条。又有《蕲春黄先生讲授〈说文〉记录》，该篇识语谓：“蕲春师精揅鄦书，求形声义一贯之恉，于段氏《说文注》多所纠正。复侧闻绪论，昭若发蒙。两年前撰《小学折中记》以演赞师言，既已载之金陵大学《金声》及《文学院季刊》矣。今岁又负笈从游，冀获深造。而师遽尔萎丧，问字无从。每念遗训，哀痛如何！今敬录师所阐发者数百事，择其尤要者登之《制言》刊。其他训诂音韵之属，所记尤详，亦当从事理董，陆续刊布，以谂当代治小学者。乙亥十月士复识。”（《蕲春黄先生讲授《说文》记录》，《制言》1935年第7期）《菿汉大师〈说文〉讲记》则是对章太炎先生《说文》观点的辑列。至《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中，仍多存列章黄两位大师的诸多《说文》具体研究成果。此外，徐复先生还辑有《黄季刚先生论史札记》等。
黄侃先生病逝不久，徐复先生即撰《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刊印行世，分专著、学术、文录、诗录、词录几大类别，应该是最早为黄侃先生著述进行分类的文献。《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序文先简述黄侃先生一生行止，次论黄侃先生学问文章，次梳理其著述，可谓简要精当，是黄侃研究方面的重要文献，对此后黄侃先生著述的渐次编辑行世不无裨益。1936年，章太炎先生辞世，徐复先生又与沈延国、朱季海、潘承弼等先生合撰《章太炎著述目录后编初稿》，刊于《制言》半月刊以广其传，便于此后文献的搜集与文集的整理。
章太炎先生《訄书》是其生平重要著作，由于古奥难读，使想藉此书了解太炎学术者望而生畏。徐复先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注释《訄书》，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最终结撰，并于2000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刊发《〈訄书详注〉笔谈》编者按云：“它以54万字的宏大规模，倾注了一位90高龄的大学者的毕生学识、近30年的辛勤以及对师门的深情，为章氏绝学架起了一座通向今天与明天的桥梁。”“《訄书详注》的撰写启动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文革’后期，这不能不是一种挑战的态势；而那三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哪一天不响起对学术春天的热情呼唤，哪一天不闪耀着‘不信春阳唤不回’的执着的信念之光！”（《〈訄书详注〉笔谈》编者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訄书详注》的出版，为了解太炎学术、研读《訄书》提供了可读之本，此后国内若干部《訄书》注解著述的出版，无不建立在以《訄书详注》为重要学术参考的基础之上。徐复先生晚年还有撰述《訄书易读》语体文本的学术计划（王华宝《记徐复先生新世纪学术活动》于2003年元月下记云：“与本校张芷教授合作传写《訄书易读》。”又李灵年《言传身教 永铭于心》于2003年2月1日下记云：“谈到张芷先生，让张与他合作搞《訄书简译》以便普及，35万字，三年完成，两人署名。张说，《详注》一般人仍读不懂。徐老说，可搞语体译本（指注释）。”），因种种原因，未能足成，仅有《〈訄书·清儒〉绎义》一篇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
此外，徐复先生还撰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留有多种亲炙章黄两位大师的回忆资料，为了解和研究章黄学派、章黄学术传承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三）刊发传布章黄学术成果，对章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序赞
1979年，南京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开办全国训诂学讲习班，由洪诚先生、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担任主讲，对章黄学术多有发扬。训诂学讲习班后半期，讲习班师生发起中国训诂学会的倡议。1981年，中国训诂学研究会正式在武汉成立，会长、副会长多为黄侃先生及门弟子，会长为陆宗达先生，殷孟伦先生、杨潜斋先生、徐复先生、周大璞先生、赵振铎先生等为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包括徐复先生在内的章黄传人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对章黄学术传承的重要体现。徐复先生在担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和会长期间，会集同道，发扬学术，不遗余力。多位亲历者都撰写有深情的回忆文字，读者可参。此外，徐复先生在南京师范大学创办汉语史硕士点和古文献学专业，实际上也可看作对章黄学术的传承与发扬。门下传学弟子十人，皆成专门之学，如朱声琦教授的汉语史研究、吴金华教授的《三国志》研究、王继如教授的敦煌学研究、梁晓虹教授的佛典音义研究、方向东教授的贾谊研究以及礼学研究等，皆已蜚声学林，为众宗仰。此外，非入室弟子而从徐复先生求学问教者无虑万人。徐复先生还和自己的多名学生合作出版论著，真正实践了黄侃先生提出的“刻苦为人、殷勤传学”的理念。
1981年6月21-24日，江苏省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暨语言科学第一次报告会在南京举行。1981年12月辑印成《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语言学分册）》，作为江苏省语言学会会刊内部印行。《江苏省语言学会会刊》1981年第2期为《黄侃先生研究资料》，首篇收入《陈云同志关于整理出版古籍的意见》，“黄侃研究资料”部分收入殷孟伦先生《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许嘉璐先生《黄侃先生的治学精神》、陆敬先生《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黄焯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章太炎先生《量守庐记》、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讲疏序》、孙世扬先生《黄先生蓟游遗稿序》作为本部分的“历史文献”单元，张汝舟先生《怀念季刚先生》、钱玄先生《记黄侃先生讲三礼》、徐复先生《师门忆语》作为本部分的“回忆录”单元，此外还收录了黄侃诗词选。对于弘扬黄侃先生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徐复先生还参与了《章太炎全集》的整理，以《文教资料》辑刊的名义出版了汤国梨先生的《影观集》，校读《黄侃日记》《章太炎医论集》等。对学者的章黄学术研究成果，徐复先生多有奖掖推许。如为叶贤恩《黄侃传》提供资料线索并撰序，为《黄侃著作集》题赞等。
二、徐复先生对章黄学术的发扬与开拓
徐复先生在继承和传承章黄学术的同时，因应时代的发展和学术发展的需要，在章黄固有学术方法和研究范式基础上，又开出新的格局。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术方法和方式的开拓；（二）学术领域的拓展以及新学术材料的使用；（三）对黄侃先生“小学十书”的继承与发展。
（一）学术方法和方式的开拓
作为传统语言学的殿军和近代语言学的开拓者，章黄小学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其研究方法仍以音义系联为主。徐复先生在从章黄两位大师求取学问的同时，在学习因缘的促成下，又引入了新的学术方法。
实际上，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任教时期，徐复先生就开始讲《马氏文通》。他说：“一个人的读书，搞文学的也好，搞历史的也好，搞哲学的也好，最要紧一点，要识字。字都不识，怎么讲历史、哲学啊？所以要研究文字的音、形、义。还要搞语法，句子怎样构成的？不知道它怎么构成，就永远看不懂书了。我还是赞成先读《马氏文通》。”（《徐复先生口述史》，《南大语言学》第4辑，第356-375页）对汉语语法学的作用给予肯定。
抗战爆发之后，徐复先生转徙西南地区，在四川巴县界石场边疆学校担任教师，“就地调查方言资料、风土人情，学习蒙藏语文。”（《徐复先生学术纪年初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由于接触到民族语言和民俗材料，故徐复先生在传统考据方法之外，又以民族语言和民俗材料对汉语史和传统文献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考证。
在巴县界石场边疆学校期间，徐复先生先后发表或撰写有关藏蒙语文的文章，有《蒙藏闲话》（《新评论》1943年第3-4期）、《“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2期）、《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5期）、《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1946年2月撰稿）、《“歹”字形义及其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等五篇论文，这五篇论作都藉助了其新学的蒙、藏文。《蒙藏闲话》一共8则，前四则和第七则是蒙古问题讨论，其他三则是藏族藏语问题讨论。这八则采取传统札记体的方式，或记所闻，或记心得，涉及史学、语言学、文学、传统小学等多个领域，但都是在边疆学校修习藏蒙语言、阅览相关研究成果之后所发。《“歹”字源出藏文说》是徐复先生习藏文之后，解决汉文疑难的经典案例。汉字“歹”为好之反义，但出现较晚。徐复先生考其较早见于郑所南《心史》，后《元典章》用之。蒙文袭取藏文，后学者袭其字作记音符号，以示不好之反之义。《“歹”字形义及其制作年代》一文是对《“歹”字源出藏文说》的续补。《阏氏读音考》是在信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认定匈奴为蒙古种的基础上，以蒙语考订《史记》《汉书》中的“阏氏”。《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是徐复先生当年音韵学讲义中之一章。该稿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破除了以往三十六字母起源于梵文的观点，认为三十字母和藏文字母最有渊源。根据吴金华教授《徐复先生学术纪年初稿》，自1938-1947年十年间，徐复先生撰写或发表论文25篇，改订《秦会要订补》一部。而这极少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确是“作者注重跨民族、跨时代、跨地区的语言比较研究”（《徐复先生学术纪年初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徐复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构成了徐复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即汉藏、汉蒙语言比较研究。
王宁、黄易青两位先生撰有《师古而非复古坚守而不保守——论章炳麟、黄侃国学研究和教育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对章太炎先生、黄侃先生学行作出了客观的评价。事实上，作为章黄学派的重要传人和“一面旗帜”，徐复先生早在边疆学校时期，就真正实践了“师古而非复古、坚守而不保守”的理念和精神，不仅不保守，而且还积极学习新理论、积极收集新材料，利用新理论、新材料解决旧问题。
在史学领域，王国维较早提出“二重证据法”，即以“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证发。此后，陆续有学者提出“三重证据法”。如饶宗颐把王国维“二重证据”中的“地下之新材料”分成有文字的材料和没有文字的实物两类，其中有文字的材料就是第三重证据。饶先生的三重证据法实际上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细化。此外，黄现璠、徐中舒、杨向奎等学者也都提出过三重证据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叶舒宪、陈东辉等提出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古汉语研究三重证据法，潘树广认为这些观点实际上都是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之外提出第三种证据，即“地上的活材料”。毛佩琦于2006年提出“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新材料和社会调查”的三重证据法，其中社会调查实际上还是关注“地上的活材料”。徐复先生在边疆学校时期，以蒙藏语文、蒙藏习俗作为研究参照所进行的系列研究，实际上利用的就是“地上的活材料”，已经在学术研究中切实实践了“三重证据法”。
此外，徐复先生还对校勘体例进行总结，撰有《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新中华》1945年第11期），对校勘体例多有总结。钱玄先生《校勘学》一书对徐复先生《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条例多有引述称赞。1959年，徐复先生在《南师学报》1959年第2期发表《杨树达先生遗著献疑》，胪列七条纲目，总结语言文字研究方法方式，具有重要的学术方法论意义，同时具有很高的学术示范意义。
徐复先生晚年的时候，还从宏观治学的角度，提出“通”“精”“专”等，虽然是对戴震等清代学术大师的评价，也可看作夫子自道。总之，就像王华宝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学术方法上，既注意继承学术传统，而又强调会通、求实，以创新为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记徐复先生新世纪学术活动》，见《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55-666页）王继如教授也指出徐复先生在学术上强调“通”“精”（《心存三乐，学求通精——追思徐老》，《古文献研究集刊》第7辑，第35-37页）。
（二）学术领域的拓展以及新学术材料的使用
徐复先生早年从事《释名》《说文》以及方言研究，至巴县界石场时期，学术领域拓展到汉藏对音、边疆民俗等领域。因利就便，整理《秦会要》，撰成《秦会要订补》。此后数年间多次增补，又撰写制度史论文数篇附于书末。20世纪60年代，开始接触敦煌词语，撰写了两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段熙仲教授在《在〈敦煌变文词语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作为一位半生在古籍中探讨古汉语的语言学者，今天积极地将俗语言提到科学研究的日程上来，尽管变文词语还是古代俗语言，这毕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事。”“我欢迎从古汉语、《秦会要》转向俗语言的这种思想变迁。”（《在〈敦煌变文词语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见《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242页）对徐复先生转向新的学术领域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扬。
章太炎先生、黄侃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在传统小学和先秦要籍，并延及至《文心雕龙》《文选》等集部要籍。徐复先生则进一步延及至中古诸多文献，进一步延伸了学术领域。此外，徐复先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参与编纂《辞海》，此后更参与编纂了《汉语大词典》等系列辞书编纂工作，主编《广雅诂林》《古汉语大词典》，把传统语言学研究和辞书编纂进行了有机结合。
学术界一直流传章太炎、黄侃两位先生对新发现材料不够重视的说法，恐怕既有章黄两位大师对新发现材料的审慎态度，也有其固有学术主张和学术理路的问题。实际上，黄侃先生手批《说文》中已经运用了相当程度的古文字资料，而在考校汉语词汇时，也借鉴到民族语。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学术旨趣和个人精力所及，未能广泛运用而已。
至徐复先生，不仅研习蒙语、藏语，还运用到了汉语词汇、汉语音韵问题的解决上。此外，徐复先生在《说文解字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中大量运用了甲骨文、金文以及其他考古材料，对《说文》部首进行证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于2003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说明”谓：“《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是徐老代表性的重要的科研成果。”杨牧之主编《中国图书年鉴》（2003）收录有陈勤奋《语言、文字类图书综述》，谓《正解》“实际上是一部专题研究著作，对《说文解字》所录每一部首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释，广征博引，形成自己的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2页）。该书首先引述《说文》原文，次胪列前人之说，所列前人材料，仅参考书目列有简称者就有41种。除了用简称的41种之外，还有林义光《文源》、胡小石《说文部首》、张文虎《舒艺室随笔》、顾实《释王皇囗》、俞樾《儿笘录》、章太炎《文始》、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胡小石《说文古文考》、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吴锦章《读篆臆存》、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章太炎《新方言》、王国维《释史》、容庚《金文编》、惠栋《读说文记》、章太炎《小学答问》、吴夌云《小学说》、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金锡龄《释仓㐭》、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唐兰《殷虚文字记》、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高涵和《释来》、宋保《谐声补逸》、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孙诒让《名原》、许棫《读说文杂识》、孙海波《甲骨文录考释》、罗振玉《释卣》、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章太炎《訄书》、王国维《史籀篇疏证》、董作宾《殷历谱》、高鸿缙《中国字例》、孙诒让《古籀余论》、郭沫若《金文丛考》、于省吾《骈续》、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丁山《数名古谊》、江藩《六甲五龙说》、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周谷城《古史零证》。从其文末所署参考书目以及文中所胪列诸家之说可知，徐复先生《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一书确实征引宏富，大体包括三方面材料：1.《说文》暨《说文》部首研究成果；2.古文字研究成果；3.古史文献、出土文献以及相关考古研究成果。胪列众家之后，加“按”进行考辨。考辨中，凡故训有说者，先征引之。甲骨金文有字形可以佐证者，亦引述之，次则杂引各家，以说义、注音、释源、明通。且对前贤诸说进行评骘。
可见，以徐复先生为代表的章黄传人一直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关注学术最新动态和最新动向，在继承旧有学术路数、学术方法、学术范式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解决学术问题。
（三）对黄侃先生“小学十书”的继承与发展
徐复先生对章黄学术的发扬与发展还体现在其他相关方面。比如在黄侃先生小学十书基础上提出的“古汉语十书”。黄侃先生谓治小学须读十部书，这十部书按照时代依次为《尔雅》《小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
按照黄侃先生对小学十书价值的揭示，小学十种中的前六种是主要的，后四种是次主要的。前六种主要的小学书中，《尔雅》《说文》《方言》《释名》是主要的，而《小尔雅》《广雅》是次要的。而在《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四种书中，《说文》是最重要的，其次为《尔雅》，其次则为《方言》《释名》。后四种中，《玉篇》《广韵》重要程度要高于《集韵》《类篇》。1977年，徐复先生在辅导江苏省《汉语大词典》编写讲座上做了题为《古汉语知识的综合运用》的学术报告，此后在无锡又进行了宣讲。在这篇文章最后，徐复先生提出“古汉语十书”，依照时代次序，分别为《尔雅》《方言》《说文》《释名》《广雅》《切韵》《中原音韵》《经传释词》《马氏文通》《文始》，并于各书之后胪列其主要研究成果。和小学十书相比，替换上的《经传释词》《马氏文通》属于语法著作。《中原音韵》纳入古汉语十书，不仅突破了以往古音学家主要侧重研究上古音的倾向，并且从宏观的学术史观角度，通过古汉语重要典籍的提取，对汉语语音史的历时性特征进行了勾勒。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是在黄侃先生的启发下撰成的。《文始》和《释名》一样，是一部语源学著作。“古汉语十书”既注重中国语言学原有传统，又顺应时代学术发展，体现了发展的学术眼光，务实求真的学术品格和博大宏通的学术襟怀。
此外，黄侃先生曾提出国学二十五部书，后来削去《国语》成为二十四部书。徐复先生在在所提仍是二十五部书。这同样体现了徐复先生在对黄侃先生学术思想继承上的倾向，恐非偏于黄侃先生早年之说而忽视二十四部书提法的存在。
结语
以上所揭，百不及一，但大致可以反映徐复先生一生对章黄学术理路、学术精神和学术品格的继承与发扬。
宇宙空间浩渺无垠，地球在浩渺宇宙中只是小小的一颗。这一颗小小的星球，在宇宙中不知道运行了多少万年。人类的文明在这个星球上也有一万来年的历史，从对宇宙的浩渺难穷到对人本身的奥秘难通，一代代学人勤勉砥砺、刮垢磨光，贡献自己的智慧。今天，人类已经能登上茫茫太空出一趟“长差”，太空奥秘的揭示，最终回答和应对的还是人类个体和人类整体的问题。徐复先生曾讲，和航天事业相比，古文献研究、古汉语研究小得不得了。即便如此，解决历史文献语言难题、解决汉语文字词汇疑窦，也仍然需要相关学科、相关专业一代一代学者的努力。从汉代经学到清代朴学，从乾嘉学派到章黄学派，一代一代的学者研玩经义，抉奥索微，因应时代学术需求和学术固有理路，不断探索，勇于探索，使古老的文化在每个时代都绽放光芒，烛照后人。综观徐复先生的一生，是在继承章黄固有学术理路、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时代需求和个人学术旨趣不断探索、不断攀登学术巅峰的一生，既持守家法，又不守门户之见，既传承旧绪，由开拓创新，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大陆章黄学派的旗帜”、继往开来的一代国学大师。许嘉璐教授谓：“夫子三四十岁时，读书已博，学养既深，精力亦佳，却适逢国难，颠沛流离，但潜心书海，写作不辍；五六十年代，虽具有定所，但运动频仍，心何以安，所为亦尟；待拨乱反正，已逾花甲，却精神焕发，不疾不徐，一生积累汩汩而出。学者与时代关系之紧密于此可见，学者须静而勿躁、持之以恒，亦于夫子身上得到验证。”（《〈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序》，見《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卷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许嘉璐教授的这段话，既是对徐复先生一生学术生命之总结，同时也以徐复先生的个人学术经历给后学以启示。今天，我们纪念徐复先生，当在怀念其发奋蹈厉、孜孜不倦为学术事业的一生的同时，也要看到老辈学者真正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在乎祖国学术成败的高贵品格，老辈学者在为传统学术幽而复光所做的努力、所付出的辛劳，以及他们虽然持守家法，但从不囿于门户之见，从不搞个人小团体或小团伙，在学术生态良性发展方面所留给今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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