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秋，北京。
七十八岁的李鸿章躺在病榻上，屋外是八国联军巡逻的马蹄声。
他刚在《辛丑条约》上签完字，这是他一生中签订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沉重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外国人点名要他来签字，因为整个大清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从头到尾，亲手处理了每一次失败的人。
他咳出一口血，染红了枕边的奏折，嘴里反复念叨着：“内乱何日能平，外患何日能止…
二十多年前，他绝对想不到是这个结局。
时间倒回1870年的天津，李鸿章正值盛年，手握着刚刚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淮军，意气风发。
他觉得自己已经摸透了跟洋人打交道的所有门道。
这时候，一个叫柳原前光的日本人找上门来，姿态放得很低，满口都是“同文同种”，希望跟大清国结个盟，共同对抗西洋白人。
在李鸿章眼里，日本就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个子，汉字写得不错，也读孔孟之书，算是个懂规矩的远房亲戚。
把他拉到自己这边，将来在跟英法俄德这些大块头周旋的时候，手里能多张牌使。
他盘算着，这个小兄弟，自己完全能拿捏得住。
于是，他大笔一挥，《中日修好条规》就这么签了。
他特别满意里面的“彼此相助”几个字，觉得这是自己外交手腕高明的体现。
他没看见的是，日本人拿到这份条约后，转身就向全世界宣告：看，我们现在跟大清是平起平坐的了。
李鸿章以为自己是找了个帮手，实际上是给一个未来的对手递上了进入赛场的门票。
仅仅四年后，麻烦就来了。
三千日军打着为琉球船民复仇的旗号，直接在台湾登陆。
消息传到北京，整个朝廷都炸了锅，一帮王公大臣嚷嚷着要打，但谁也不知道仗该怎么打。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李鸿章，他是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北洋水师正在他的手里一点点成型。
李鸿章的反应，让所有主战派大跌眼镜。
他没有拍桌子，反而急着给朝廷上折子，核心思想就一个字：忍。
他的理由非常冠冕堂皇：现在开打，万一别的洋人国家趁机捞好处怎么办？
我们不能冲动。
这套说辞滴水不漏，却暴露了他骨子里的东西：他是个精于计算的账房先生，不是个敢于掀桌子的赌徒。
他害怕风险，总想着花最小的代价保住现有的局面，不敢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押上重注。
于是，大清赔了五十万两白银，换来日军撤兵。
这笔钱，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出兵的“合理性”。
日本人通过这次试探，算是彻底摸清了李鸿g章的脾气：这位中堂大人，看着强硬，其实最怕把事情闹大。
他手里有牌，但他不敢打。
这次退让的后果立竿见影。
五年后，日本直接吞并了琉球，改名叫冲绳县。
琉球国王派人跑到北京，在总理衙门门口哭天抢地。
朝廷里，张之洞这些“清流”官员的奏折堆成了山，个个都说这是奇耻大辱，必须出兵。
李鸿章呢？
他还是老一套，嘴上抗议了几句，私下里给皇帝的报告里写的是：“姑含忍以待其敝。”
翻译过来就是，咱们先忍着，等他自己玩脱了、把自己给折腾垮了再说。
他天真地以为，日本这个小国，胃口这么大，迟早会消化不良把自己撑死。
他忘了，狼只会因为猎物的软弱而变得更凶残，不会因为吃饱了就自己爆炸。
时间快进到1880年代，大清国内部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国家的钱和精力，到底是该优先保卫西北的“塞防”，还是东南的“海防”？
左宗棠抬着棺材出征，收复了新疆，力主“塞防”为重。
而李鸿章，则是“海防”派的绝对核心。
他赢了这场争论。
于是，天文数字的白银砸了下去，从德国、英国买来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
北洋水师的实力，在纸面上看，号称亚洲第一，世界前列。
李鸿章带着这支舰队巡游日本，长崎港里的日本人看着威武的巨舰，确实感到了震撼。
李鸿章自己也觉得，这下总能镇住那个不安分的小邻居了吧。
可问题是，他虽然嘴上喊着“先防倭，再顾俄”，但在他的战略规划里，真正的心腹大患，一直是北边的沙皇俄国。
他觉得俄国人像一头巨熊，随时可能扑下来。
至于日本，在他看来，最多就是“疥癣之疾”，是皮肤病，虽然烦人，但不致命。
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如何防备俄国这头熊上，北洋水师这把最锋利的刀，他真正的意图是用来吓唬熊的。
他根本没意识到，在他身后，那条他以为只是有点痒的“小蛇”，正在悄悄蜕皮，变成一条准备一口吞掉他的巨蟒。
他用来威慑对手的最强武器，在日本人的作战计划里，早已被标记为头号战利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
这个不起眼的小火苗，成了引爆整个东亚火药桶的导火索。
日本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太久，他们以“保护侨民”这个烂俗的借口，迅速出兵朝鲜，并且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击沉了清军的运兵船“高升”号。
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就不再是外交辞令能控制的了。
黄海大东沟，炮声隆隆。
邓世昌驾驶着“致远”舰冲向日本舰队主力“吉野”号，那悲壮的景象，宣告了李鸿章二十多年“以夷制夷”幻想的彻底破产。
他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在日本人更先进的速射炮和更亡命的战术面前，被打得支离破碎。
他终于发现，这场较量，从来不是靠买几艘船、搞点外交平衡就能赢的。
人家押上的是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几代人的努力，而他押上的，只是一个修补匠的技巧和一厢情愿的算计。
牌桌上输光了，就只能去谈判桌上任人宰割。
1895年3月，日本马关春帆楼。
伊藤博文把条件扔在桌上：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赔款两亿两白银。
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日本全国好几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就在李鸿章据理力争、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叫小山六郎的日本愤青，在街上给了他一枪。
子弹打进左脸，离眼睛不到一厘米。
七十二岁的老人当场倒在血泊里。
这一枪，却意外地帮了大清。
全世界的舆论都在谴责日本，伊藤博文怕把事情闹僵，最后在赔款上“打了个折”，减了三千万两。
李鸿章后来苦涩地对身边人说，这一枪，算是给国家省了三千万两。
他在回国的船上，扶着栏杆，望着大海，对幕僚说出了一句狠话：“日本这个国家，你不要跟他讲道理，你什么时候比他强，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他讲道理。”
这是他输光了一切之后，才换来的领悟。
但他还是没有停手。
回国后，为了对抗日本，他又一次拿起了自己最擅长的外交手腕，转向了沙俄，搞起了“联俄制日”。
他签下《中俄密约》，把东北的铁路修筑权送给了俄国人，想借北极熊的力量来压制日本狼。
结果，引狼入室。
几年之后，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直接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
李鸿章的最后一场豪赌，最终的结果，是让中国的家园，变成了两个强盗的战场。
1901年，他吐着血，签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条约。
没过多久，这位为大清帝国裱糊了一辈子的老人，就在一片凄凉中离世。
他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太傅，谥号文忠，待遇是所有汉臣中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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